吐蕃統治時期在敦煌受到於闐強烈影響而引起的變化，其最顯著者恐怕沒有比大量於闐瑞像在洞窟壁畫中的出現再明確的了。莫高窟中唐第231、237等窟西龕四坡所畫各瑞像，經過孫修身先生的研究可知大多來自於闐，為於闐守護國神靈，或與於闐建國有直接聯係的故事畫。[19]瑞像圖除外，在藏經洞寫本中，同樣發現有幾份反映瑞像的榜題寫本資料，如P.3033v、P.3352、S.5659、S.2113等，張廣達、榮新江先生指出其主要反映的是於閬故事或與於闐有關的神靈。毗沙門天王與舍利弗決海，就是直接反映於闐建國的曆史傳說，包括莫高窟第154窟的兩鋪反映於闐建國曆史故事的佛教史跡畫。需要我們特別加以注意的是，這些有關於闐的瑞像和佛教曆史故事畫在敦煌的首次出現，是在吐蕃統治時期，即中唐洞窟壁畫中。更為有意思的是，在這些於闐瑞像與佛教曆史故事畫中，又是以第154窟圖像最早。榮新江先生指出，敦煌的於闐瑞像圖的圖本來源於於闃，或以粉本畫稿傳人，或以可攜帶絹畫、紙本畫類形式傳到敦煌，再由敦煌的畫家繪製到洞窟牆壁。
因此在於闐長期以來流行並信仰的《金光明最勝王經》及其思想，和於闐的毗沙門天王信仰、瑞像史跡畫等一道在吐蕃統治這樣一個特殊的曆史時期和時代背景下在敦煌上演。由於《金光明最勝王經》特殊的思想與經義，正好與敦煌特定的社會曆史下人們的要求發生了契合，故而一開始便在吐蕃統治早期洞窟第154窟內同時畫了兩鋪，強烈反映社會現實的需要。
吐蕃統治敦煌時期金光明經信仰的流行也可以從當時在敦煌的吐蕃髙僧法成曾把該經翻譯介紹入吐蕃而透露出相關的信息。吐蕃統治時期活動於敦煌一帶的著名吐蕃僧人法成（又名管法成），和曇曠一樣是當時著名學問僧，法成通曉漢、藏、梵文，一生譯著頗豐。由日本學者上山大峻和中國藏學家王堯先生對吐蕃髙僧法成的專題研究，表明法成在敦煌從事譯經事業開始於中唐時期，而由敦煌的藏文寫本可知他所譯經中就有義淨譯十卷本《金光明最勝王經》，[22]似乎反映著正是因為當時沙州信仰並流行此經，故而法成才把其作為一重要佛經介紹翻譯成藏文本，和我們的研究是一致的。同時也表明了吐蕃統治時期吐蕃本土同樣流行並信仰《金光明最勝王經》，這種影響也可能對吐蕃統治下的敦煌地區的佛教界有一定的作用，或加劇了《金光明最勝王經》信仰在敦煌的流傳。
不僅如此，根據黃文煥先生的研究，中唐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的漢文佛經是以隋唐時期最為流行的五部大經為主，如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光明最勝王經》、《妙法蓮華經》及《維摩詰所說經》，這是漢文寫經的情況。另據黃先生研究藏文寫經亦如此。[23]
以上這些均從一個角度和側麵暗示著在中唐吐蕃統治敦煌時期《金光明最勝王經》信仰並流行的一麵，是當時沙州佛教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黃顥先生在對敦煌吐蕃佛教的特點進行討論時雖略有注意，但並未有深刻地認識到這一點。[24]當然黃先生的論述主要是對當時佛教的一個全麵的綜述，而不是對某一個問題的專題討論。
關於《金光明最勝王經》，還有一個問題尚須引起注意，那就是《金光明最勝王經》本身所具有的密宗的特色，這一點也表現在該金諸品如《無染著陀羅尼品第十三》、《如意寶珠品第十四》等中的咒語即“陀羅尼”，大量的陀羅尼咒的存在和被強調，無非意在表達一種禳災祛禍的思想，這也是密宗的最為基本的思想和教義，也是和本文所探討的《金光明最勝王經》所表現的護世護法護國思想性質相一致的。而事實上《金光明最勝王經》的譯者義淨本人也是中國密宗的早起貢獻者之一，如他所譯有關密宗的經典有《觀自在菩薩如意心陀羅尼經》、《曼殊室利菩薩咒藏中一字咒王經》、《稱讚如來功德神咒經》等十餘部，是唐時譯密宗經最多者，他本人所生活的時代又要比被譽為“開元三大士”的善無畏、金剛智、不空三位密宗大師要早。
《金光明最勝王經》所體現的經義和佛教思想，除以上所述之外，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麵也應引起我們的注意，即《金光明最勝王經》中特別是在《夢見金鼓懺悔品第四》《滅業障品第五》等品中所闡明的“懺悔”思想，行“懺悔法”也是該經對信眾的要求，而懺悔本身毫無疑問是對行惡事與所行惡事的反對與教化，是對心靈的淨化，與佛教基本教義是相一致的。而中唐吐蕃統治敦煌時期《金光明最勝王經變》的存在及其所表現的懺悔思想，戴密威先生早已有所提及，[25]行懺悔在當時的敦煌是存在並流行的。事實上正如前文的研究，在這種極為複雜的曆史條件下，吐蕃統治所造成的人們的普遍反對與物質與精神的負擔，人們在通過《金光明最勝王經變》而寄予護世護法護國的思想之外，又通過此經表達著一種懺悔的思想，人們對當時的現實不僅認為有著自身需要懺悔的一麵外，又曲折地要求吐蕃統治者也要懺悔自身，不要過於苛刻為政，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