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河西歸義軍節度內親從陰善雄P.2482《陰善雄墓誌銘並序》
都頭河西應管內都僧統陰海晏P.3720《陰海晏墓誌銘並序》
河西管內佛法主康賢照[56]P.3556《河西管內佛法主邈真讚並序》
河西佛法主陳法嚴P.3556《陳法嚴邈真讚並序》
官職姓名出處河西管內釋門都僧政閻會恩P.3630P.3718《閻會恩邈真讚並序》
河西釋門僧政範海印P.3718《範海印寫真讚並序》
河西釋門僧政馬靈佺P.3718《馬靈佺逸真讚並序》
河西敦值府釋門法律劉慶力P.3718《劉慶力生前邈真讚並序》
河西敦惶郡釋門法律張和尚P.3792《張和尚生前寫真讚並序》
這些人物均出仕於曹議金執政時期，與前述張議潮、張淮深統治時期一樣，曹議金時代歸義軍節度使府中的僚佐與寺院僧職冠有“河西”之名，不過這一時期也有其他官員和僧官不帶“河西”之號的。
從曹議金之後，歸義軍節度使不再稱河西隴右伊西庭樓蘭金滿等州節度使，但他的兒子們在位時仍有稱河西節度使或河西歸義軍節度使的。莫髙窟第100、108窟甬道南壁在曹議金畫像之後為曹元德，均署曰：“敕河西歸義軍節度押蕃落等使檢校司空譙郡開國公曹元德一心供養”。[57]在敦煌文獻中，S.4245《河西節度使曹元德造佛窟功德記》記載國母聖天公主帶領僧俗眾人，親至彌勒像前，“有誰施作？時則有我河西節度使司空”雲雲，並為當今帝主、故父大王、司空、天公主小娘子及兩國皇後等發願祈福，這位檢校官為司空的河西節度使即曹元德。[58]到曹元忠時期，S.2687《後漢天福十三年(947)十一月十九日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潯陽郡夫人翟氏施巾題記》首題弟子河[西]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管內營田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特進檢校太傅誰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戶曹元忠。”[59]S.518《後漢天福拾肆年（949)八月廿二日河西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再建窟簷記》亦雲：“維大漢天福拾嗣年歲次丙午八月丁醜朔廿二日戊戌，敕河西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處置支度營田押蕃落等使、光祿大夫特進檢校太傅食邑壹阡戶食封叁伯戶譙郡開國侯曹A之世再建窟槍記。”Cfi0]曹議金及其子曹元德、元忠，皆自稱河西節度使，但很顯然，曹議金的兒子們已經不再有他的氣魄，不僅棄用乃父“河西隴右伊西庭樓蘭金滿等州節度使”的銜號，而且在所稱“河西歸義軍節度使”的頭銜中多數還要加上“歸義軍”三字，在他們統治時期的其他大量敦煌文獻與石窟題記中，一般都徑稱歸義軍節度使。至於曹氏後期的幾任節度使如曹延恭、延祿、宗壽、賢順，則因歸義軍勢力衰弱，已不再稱河西節度使了。
三、餘說
以上從“河西”觀念出發，論述了晚唐、五代在河西走廊上設立的兩個藩鎮，即沙州歸義軍節度使、涼州河西節度使。可以看出，不管是晚唐政府，或者是五代朝廷，皆以涼州為河西節度使的治所，雖然中原政權對涼州的統治是極其薄弱的。然而，“河西節度治涼州”的傳統觀念，直到北宋初年吐蕃人確立在涼州的統治之後仍得到延續。而另一方麵，在沙州建節的歸義軍，雖然宗奉中原皇朝，且一度實際控製了整個河西走廊，但自大中五年歸義軍初設時起，就一直未被授予河西節度使的稱號；不過歸義軍首領自稱河西節度使的現象，在張、曹二氏統治的前期是個重要的政治信號，這也使之與中央皇朝之間產生了矛盾與摩擦。
讀唐五代正史，皆不為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張淮深、曹議金、曹元忠等立傳，有關歸義軍曆史的記載，除了在新、舊《唐書》和新、舊《五代史》及《宋史》的本紀中偶有載錄之外，更多的是在諸書對吐蕃的記錄之後附帶提及，如《新唐書》卷216下《吐蕃傳下》、《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錄三吐蕃》、《舊五代史》卷138《外國傳二吐蕃》，是把歸義軍曆史附在了吐蕃之後；而到了《宋史》卷490《外國傳六沙州》中，雖然不再把沙州附尾吐蕃，但卻將之與天竺、於聞、髙昌、回鶻、大食、層檀、龜茲、拂冧等國相並列，f然視作為一個域外國家。這反映了宋元史家和當時人們對沙州歸義軍的認識態度，顯然是不會將河西節度使與歸義軍等同起來的，而是維持了涼州為河西節度使的傳統觀念。
(原載張湧泉、陳浩主編《浙江與敦煌學——常書鴻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注釋
[1]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37《地理誌一》，中華書局，1975年，第4冊，第959頁。
[2]劉煦等《舊唐書》卷40《地理誌三》“河西道”條，中華書局，1975年，第5冊，第1639頁。
[3]司馬光《資治通鑒》卷210唐睿宗景雲元年條雲置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領涼、甘、肅、伊、瓜、沙、西七州，治涼州。”中華書局，1956年，第14冊，第6660頁。《新唐書》卷67《方鎮表四》“河西”條景雲元年雲置河西諸軍州節度、支度、營田、督察九姓部落、赤水軍兵馬大使，領涼、甘、肅、伊、瓜、沙、西七州，治涼州。”第6冊，第1861-1862頁。關於河西節度使的始置時間，以上二書皆持景雲元年說，而《通典》卷32《職官典十四》、《新唐書》卷50《兵誌》、《唐會要》卷78《諸使中節度使》則持景雲二年說。據張國剛考證，應以景雲二年說為確。參張氏《唐節度使始置年代考》，《唐代藩鎮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35-2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