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師渠
在近代中國，成就卓著的大學者，不乏其人，門下弟子也所在多有；但是作為整體，其弟子能成為某種符號，被外界認同為“某門弟子”者，卻不多見。人們耳熟能詳的主要有二：“康門弟子”與“章門弟子”。康有為作為著名的今文經學家、戊戌維新運動的領袖，早年在廣州萬木草堂講學，曾培養出一批弟子，其中以陳千秋、梁啟超最為出色。不過，前者英年早逝，未得發舒，唯有梁啟超後來成就最大，不僅時人並稱“康、梁”，辛亥後更超邁其師，開辟了自己的新天地。但從總體上看，康門弟子中的佼佼者，畢竟寥若晨星。戊戌後康有為很快落伍，所謂“康門弟子”，也開始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章門弟子”的情況則大不相同。章太炎作為著名的革命黨人、古文經學家與一代國學宗師，一生講學，故其弟子為數甚眾。不僅如此，章門弟子賢人輩出，尤其以早年在《民報》社講學時的弟子為甚。隻要看看這些名字：黃侃、汪東、錢玄同、朱希祖、沈兼士、馬裕藻、許壽裳、魯迅、周作人、吳承仕……人們就不難理解，章門弟子的天空可謂群星璀璨了。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入民國後，章太炎盡管在政治上稍有落伍，但是作為學術大家，他依然精進，且轉進一層，老而彌堅；而其高足多入北京大學等南北高等學府，成為名教授，著述豐碩，澤披益廣，故章門作為整體，能長期保持充沛的活力，並贏得了極高的社會聲譽。這與康門弟子隨著康有為沉落，多寂無所聞，終歸風流雲散，也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作為群體，章門弟子表現出了三大特色：其一，富有民族責任感，勇於與時偕進，把握時代潮流，努力為國家與社會的進步做出自己的貢獻。在辛亥革命時期，章門弟子多為革命黨，他們積極輔助其師，“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有力地助益了排滿革命。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他們批判舊文化，提倡新文化，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大多成為了運動的主將與中堅力量。其二，潛心學術，卓有建樹，為中國傳統學術的近代轉型與發展做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章門弟子最為活躍的20世紀前40年，正是中國學術實現由傳統向近代轉型並得到長足發展的重要時期。他們學有淵源，不僅是白話文運動與語言文字改革等關乎民族文化發展全局的文化革新偉業的主持者和主要推動者，而且在語言學、文學、史學與民俗學等領域，亦發凡起例，創獲極多。所有這些，不僅光大了師門，更重要的是，在整體的意義上，為中國傳統學術實現近代轉型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曆史性貢獻。其三，淡泊明誌，學風嚴謹。章門弟子多能繼承師門傳統，終身潛心學術，清靜自守，雖聲名日隆，終不屑於官場追逐。同時，在學術的探求中“依自不依他”，各尊所是，意氣風發，即便與其師異趨，也視為固然。正由於學風嚴謹，盡管弟子間不免有意氣之爭，但在學術層麵上卻不失和諧，從而維護了“章門弟子”作為群體的社會聲譽。簡言之，章門弟子作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與文化變動的產物，是中國近代思想史、學術史上的突出現象。研究此一重要的學術文化群體，不僅是我們進一步理解近代中國社會思想文化變動的重要切入點，而且對陷於缺乏學術大師和學風浮躁困窘的當今中國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長期以來，學界對章門弟子的研究十分薄弱。目前的相關研究主要是圍繞其中一些個別人物展開，而係統性的研究成果則迄今尚付闕如。盧毅同誌的專著《章門弟子與近代文化》，可以說是彌補了這一薄弱環節。
本書首次將章門弟子作為一個群體，從宏觀層麵加以集中考察，尤其是著重結合中國近代文化轉型過程中的幾個與之相關的方麵（如中西文化觀演進、近代文學嬗變、倫理思想變遷、語言文字改革、近代學術轉型等），來對這一群體進行係統研究，以全麵揭示它對中國近代文化發展的傑出貢獻，彰顯其應有的曆史地位。此外，本書還就章門弟子與章太炎的師生情誼以及同門之間的聚散離合做了詳盡梳理，知人論世不失客觀公允，且情理交融。緣是，章門弟子的風貌得到了較為完整的反映，一個生動鮮活的學術文化群體的曆史形象得以呈現在讀者麵前。
研究章門弟子，如何處理好群體研究與個體研究的關係，是方法論上的一個難點。盧毅同誌對此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在與我的交流中，他曾經舉例說，研究章門弟子，必然要談及魯迅，但所論述的應該隻是作為章門弟子的魯迅，而不是魯迅的全部。後一項工作已經有人做了，而且也逸出了本課題的研究範圍。他在書中也明確表示：“本書的立意雖是旨在將章門弟子作為一個群體來加以集中的考察，但並非等同於諸多個人研究的簡單相加，也不擬討論他們每個人的全部思想，……質言之，本書主要著眼於章門弟子這一群體內部的有機結合，尤其是他們共同致力的學術文化事業以及由此提出的聲氣相求的理念主張。”從本書的內容來看，作者的這一思路可謂貫穿始終。我想，他的這種見解是合乎邏輯的，也是嚴謹的。這實際上是在方法論層麵，涉及到了群體研究中各個人物之間的個性與共性的關係問題，或許能為將來類似的群體研究提供一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