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由於敦煌文化研究具有多方麵的重要意義，所以自藏經洞打開以來，敦煌文化研究越來越為有識之士所重視。不少專家學者以極大的精力乃至全部精力從事這一方麵的研究，為讀懂敦煌文化並使之為當代服務而艱苦奮鬥，從而形成了一部敦煌文化的研究史。
敦煌文化研究並不等於敦煌學研究，而是整個敦煌學研究中的一個帶有綜合性的分支學科。對此，現在似乎還沒有很多人承認。然而，這是一個客觀的存在，有那麼一些人還沒有承認不妨礙在敦煌學研究的大廈中給予敦煌文化研究以一個重要的分支學科的位置。它有自己的研究對象、研究目的、研究任務以及研究的方法。在筆者看來，敦煌文化研究既應當以整個敦煌學研究中相關分支學科的研究成果作為自己的基礎，又應當從文化的角度對整個敦煌文化進行總體的分析研究，以弄清敦煌文化從形成到消失的全過程，弄清敦煌文化的本質、特點及其多方麵的表現，弄清敦煌文化在中國以及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貢獻，弄清作為曆史上的一種文化現象的敦煌文化所包含的正反兩個方麵的經驗，從而為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服務。正由於此，敦煌文化研究在整個敦煌學研究中不僅可以成為一個分支學科，而且應當成為一個重要的分支學科。
如果上麵說的看法多少還有一點道理的話，那麼也就可以說，敦煌文化研究在整個敦煌學研究中是一個既有較長曆史，又還相當年青的分支學科。說它有較長曆史，是說作為敦煌文化研究之基礎的整個敦煌學研究中眾多相關分支學科實際上早已產生。說它還相當年青，是說真正意義上的敦煌文化研究，其正式出現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最近20來年間的事情。
當1909年敦煌學研究的曆史正式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有許多專家學者研究敦煌文獻以至敦煌藝術。研究敦煌文學，研究敦煌儒家以及道家、道教、佛教等典籍，研究敦煌語言、文字、音韻等資料，研究敦煌藝術，都有值得重視的重要成績。王國維、羅振玉、蔣斧、劉師培、劉複、朱孝臧、陳垣等專家學者都是很有貢獻的。就是說，作為敦煌文化研究的基礎的敦煌學研究中眾多相關分支學科不僅已經產生，而且已經取得了重要成果。然而，當時的研究，雖然有許多都和敦煌文化研究有關，雖然有許多都是在某種意義上為敦煌文化研究打基礎，卻如同陳寅恪先生在為陳垣先生《敦煌劫餘錄》所寫序文中指出的，專家學者乃是“各就其治學範圍”進行的，治文學者從文學角度進行研究，治宗教學者從宗教學角度進行研究，治藝術學者從藝術學角度進行研究，治語言、文字、音韻等學者從語言、文字、音韻等學的角度進行研究，唯獨沒有從文化角度進行研究者，甚至連真正從敦煌學角度進行研究的也都並不很多。當時，所謂敦煌文化研究，實際上隻是與敦煌文化研究有關的研究，而不是敦煌文化研究本身。因此，當時的敦煌文化研究，作為敦煌學研究中的一個分支學科，實際上還處於潛在形態，並未正式出現c：如前所述，當時連“敦煌文化”這樣一個概念似乎都還未曾出現，也可以說明這一點。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新中國成立前夕。當然，到了40年代，雖然出現了“敦煌文化”這樣一個概念，然而那似乎也隻是偶然出現、偶或用之而已，既未引起重視，也未普遍流行，更未見有誰對之進行界定。人們研究與敦煌文化有關的那些資料，但是仍基本上是“各就其治學範圍”進行研究，真正意義上的敦煌文化研究仍然隻是一個潛在的分支學科。
敦煌文化研究作為整個敦煌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學科的出現，應當說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當然，從新中國成立迄今的半個世紀時間中，情況也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除過十年動亂期間不說外，頭17年和後20來年，是有不同的。
新中國成立之後，敦煌文化研究這一分支學科的出現即處於醞釀之中。特別是薑亮夫先生《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的出現，表明已經有了從文化角度對敦煌文化進行總體分析研究的良好苗頭。但在頭17年中，對敦煌文化的文化角度的總體研究仍是淺嚐輒止，在一定程度上也隻是取用了“文化”這樣一個名目作為統一的旗幟，把分門別類地論述和介紹敦煌文化的幾個重要類別和載體的文字拚合到一起而已，從文化角度對敦煌文化進行總體分析研究實際上是很不夠或者說是基本上尚未為之的。在整個敦煌學研究界，大量的研究成果，實際上也還是專家學者，“各就其治學範圍”寫出的；其中許多與敦煌文化研究有關者仍非從文化角度做出，更不是對敦煌文化進行總體考察，盡管總體考察離不開對其各個部分的考察。之所以仍然如此，自然是有原因的。除了研究者多非專門的敦煌學研究人士而是各有其治學範圍外，很重要的一條是：敦煌保存下來的那一堆古代文化遺產，數量太大，類別太多，國內人士又不易全部看到；敦煌文化研究作為一門綜合性的分支學科，是要以對有關材料、有關類別之研究作為基礎的，而這個基礎工作即使是在有關材料易於全部看到的情況下也是需要時間的，在有關材料不易全部看到的情況下就更是需要時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