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越的突起，首先得助於先進的夏、周兩民族的影響和幫助。
《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載：“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後帝少康之庶子也。”正義《吳越春秋》雲：“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群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康，恐禹跡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亦雲：“少康，其少子號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
《史記·吳太伯世家》載：“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曆之兄也。季曆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發，示不可用，以避季曆。太伯之奔荊蠻，自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索隱顏師古注《漢書》，“以吳言句者，夷語之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記載可靠性頗大。1954年江蘇鎮江煙墩出土一組銅器，其中有屬於成、康時代的宜侯矢簋，從銘文內可知周初曾封矢於宜，宜侯與周定王同姓，可見吳國統治者的始祖係周民族成分之人是完全可能的。此乃周民族對於越發生關係之始。
由於夏民族的無餘和周民族的太伯、仲雍的遷入，完全可以設想：與江、浙相鄰的其他夏、商、周三族人民間的遷徙不僅是可能的，而且一定很頻繁。這樣，在夏、商、周三族先進的經濟、文化的影響下，於越的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主要表現在農業的發達、紡織業的進步和冶金術的高水平三個方麵。
於越是一個以種植水稻為主的農業部落聯盟。於越活動的地區，湖泊密布、江河縱橫、土地肥沃、氣溫暖濕、植被良好、物產豐富。在這樣有利的自然環境中，他們開邗溝、圍湖塘、築堤造田，不斷克服“險陰潤濕，又有江海之害”，促進了農業的發展。於越農業之發達情況，首先從其“獨有鳥田之利”可證之。所謂“鳥田”就是利用農業益鳥參加大田作業。而“鳥田之利”即指“鳥田”給農業帶來的好處。《越絕書》卷8雲：“大越海濱之民，獨以鳥田，大小有差，進退有行，莫將自使。”《水經注·漸江水》具體解釋說：“有鳥來，為之耘，春撥草根，秋啄其穢”。眾所周知，益鳥是眾多農業害蟲的天敵，它可以除草、滅蟲、殺鼠、肥田，簡直可以稱之為古代農業的“保護神”。所以深刻認識到“鳥田之利”的於越人，“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刑無赦”。1973年8月，在江蘇六合縣和仁的一座春秋戰國時期的墓葬中，發現了一件被一層織物包裹著的極薄的銅殘器的中心部位，刻畫著一幅春耕祭祀圖：在一片廣闊的田野上生長著稻穀，行處有兩個反向拱身的農夫，似在插秧。遠處佇立著4隻昂首的長啄鳥類。田野的左前方是一座大型兩層台榭建築，樓上設案，供陶製大罐兩個，上下樓各有3人手持禾苗作跪拜狀。從這一幅珍貴的春耕祭祀圖中，我們既可以看到於越“鳥田之利”的生動寫照，也可以了解到於越以水稻為中心的農業已發展到相當的水平。其次，從務農之風盛行又可證之。諸樊在推辭王位時說：“臣誠耕於野”，後“果耕於野”。伍子胥奔吳後，“退而耕於野”。所以吳王夫差打比喻說：“比如農夫是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再次，糧食生產的發展又可證之。由於農業技術的提高，耕地麵積的擴大，糧食生產大大增加，吳國一次就借給越國“萬穀”稻穀。糧食的增產，一般老百姓家中也吃上飯了。所以伍子胥亡命吳國時，遇一女子，求其施舍，“女子知非桓人，遂許之，發其簞，飯其盎漿”。另一漁父也“持麥飯，鮑魚羹，盎漿”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