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臨堡遺址處於渭河北岸的第二階黃土台地，有著良好的自然條件，也是古代人類較為理想的生息之地。它稍晚於北首嶺遺址。從遺址發掘情況看，“屬於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一、二、三期遺存已明顯反映出農業經濟占據著主要地位”。與相距較近的北首嶺遺址出土的農業生產工具相比，“仰韶文化中後期農業生產水平，較前期有所發展。”同上。
這表明了炎帝時代寶雞農業的繁榮和發展。若將有關炎帝發明農業的傳說與寶雞的考古學文化相照應，我們不難看到炎帝對農業革命、農業文明的重大貢獻。
薑炎文化也開啟了中國文明之一源。關於中國文明的起源，爭論頗多，學者們提出了種種不同的理論。在文明起源的空間上，有“滿天星鬥”說；在文明起源的標準上，有“文字、銅器、城市、禮儀祭祀中心”說；在文明起源的過程和途徑上，有“遊團、部落、酋邦、國家”說和農耕聚落、中心聚落及早期國家文明形成和出現的“三形態演進”說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現狀和思考》，《中國古代文明的探索》，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9頁。
，等等。農業在中國社會的發展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甚至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既便是今天的現代化社會，農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仍然占有基礎性的作用。尤其對中國這樣一個曆代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農業就顯得更為重要。“民以食為天”就是對農業所占地位重要性的最深刻概括。因此，農業產生是人類脫離原始狀態的革命，同時也是文明起源的關鍵一環。都市的出現、文字的產生、複雜的社會組織形成以及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藝術等都是在農業革命的基礎上形成的。這就是說，有了農業文明的產生，才有文明社會裏其他文明因素的產生，進而才有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薑炎文化雖是一種地域性的農業文化和農業文明，但是，在中華文明起源中無疑占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
從文獻記載和傳說看，神農氏、炎帝不僅發明了農業文明，而且與農業文明相伴相生的還有陶器、醫藥、“日市”、音樂、紡織等等。這些也屬於薑炎文化的內涵。這些既是農業文明的因素，也是文明社會的因素。陶器是青銅器產生的“母體”，“日市”是城“市”形成的前提，音樂是禮儀、祭祀出現的基礎，紡織表明已有了社會分工（男耕女織），醫藥的發明預示著人對自身生命的重視，表明自我意識開始覺醒。這些都為中國文明的起源、發展和形成奠定了基礎。
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在形成過程中有一個凝聚的核心，這個凝聚核心就是中華民族的主體民族——漢族。漢族的前身是華夏族，而華夏族的起源又可以上溯到炎黃二族。炎黃時代大規模的部落共同體開始出現，中華民族開始孕育產生。如果說中華民族根深葉茂、源遠流長的話，那麼炎黃二族就是其根與祖。寶雞作為炎帝族的發祥地，自然成為全球華人尋根問祖之聖地。
二、信仰主義的炎帝觀：崇拜作為信仰符號的炎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