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門裏有個大覺寺，寺內有一方青石，上刻兩個大字：“容膝”；又刻一行小字：“晦翁書”。原來這塊石刻放在一個大殿的角落裏，塵封垢染，無人問津。到了八十年代，寺內的工作人員把它拓片裝裱，竟能重金出賣，以文補文。先是文人墨客喜愛，後來平常百姓也爭著買。於是“容膝”拓片除了在寺內零賣，也批發到“四寶齋”。
“四寶齋”就在大覺寺的對麵，賣文房四寶，名人字畫，也賣泥塑陶器，玉雕古玩。“四寶齋”的主人是一對來自農村的年輕夫婦，一個叫文霄，一個叫玉素，一個能寫一個愛畫。改革開放後，別的買賣不做，一心開個“四寶齋”。他們說開辦“四寶齋”的目的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繁榮古城文化。其實，古城文化繁榮了，錢也賺下不少。要不一座青磚青瓦、古色古香的小樓，怎麼會蓋起來？
不過，他們做買賣，確有與眾不同之處。譬如：明知“容膝”拓片暢銷，偏不肯多進貨，每次隻進三五幅，一幅掛起來，其餘藏在櫃台下麵。有人買“容膝”拓片，先把人家上下打量一遍，然後交談幾句，好像是要考查一下人家的道德學問，配不配買一幅“容膝”拓片似的。
正月裏，滿城觀不盡的繁華熱鬧，“四寶齋”的顧客仍然不多。文霄站在櫃台後麵，應酬兩個看硯台的老人，玉素在後麵的小屋裏做畫兒。“四寶齋”不是飯館，不是百貨商店，平時生意就很“清淡”——這裏賣的都是高雅貴重物品，一天賣兩三件，就能獲得不少利潤。
賣綠蘿卜的老甘卻是這裏的常客。老甘是個種田人，認不得幾個字，但是非常喜歡“四寶齋”。他說全城裏的買賣，哪一家也不如“四寶齋”的買賣做得文雅，買的文雅，賣的也文雅。每天，他把放著半笸籮綠蘿卜的小車兒朝“四寶齋”門口一撂，就鑽到店堂裏去了，一邊取暖，一邊瞅攤，一邊看文霄夫婦做買賣。
看硯台的走了，老甘望著裝裱精致的“容膝”拓片，問了一句：
“那個黑片子，賣多少錢？”
“七十。”文霄告訴他。
“呀，好貴也！”老甘吐吐舌頭，悄悄說。——老甘嗓子野，站在城門洞裏吆喝一聲“綠蘿卜”，十字街裏都能聽見；但是到了“四寶齋”，說話總是悄悄的，好像是怕嗓門大了，破壞了這裏的文雅似的，並且時常動用“之乎者也”一類的字眼。
“寫字的人貴。”文霄也很喜歡老甘，生意不忙了，愛和老甘聊天。他說“晦翁”不是別人，就是朱熹，南宋的大哲學家。宋寧宗慶元年間，朱熹因為得罪了一個姓韓的大官，遭到排斥，被貶官了。一天他到大覺寺拜佛，要求借宿一夜。大覺寺東側有個專供香客借宿的院子，名叫雨花堂，大小十間房屋，大的兩方丈有餘，小的隻能容納一人，香客所住房屋大小，以向寺內施舍財物多少而定。住持僧看他青衣小帽，窮困潦倒，便把他安排到一間最小的屋子裏去了。晚上，他躺在草苫上，思前想後，心裏很不是滋味，長歎一聲，便在石砌牆壁上揮筆寫下“容膝”二字。他去世後，皇上因念他的功德，追封他為信國公，並詔令天下搜集他的墨跡。“容膝”二字成了國寶，住持僧便請匠人刻下來了……
“老朱有兩下子！”老甘說，“這兩個字，寫得是不賴！”
“其實，‘容膝’是陶淵明的話。”老甘正讚歎著，一個戴眼鏡的中年人走進來，談吐也很文雅。玉素在後麵的小屋裏說：
“對，是陶淵明的話。”
“是《桃花源記》裏的話吧？”文霄向屋裏問。
“不，是《歸去來兮辭》裏的話。”眼鏡背誦，“‘倚南窗以寄傲……’”
“‘審容膝之易安。’”玉素在屋裏接了下句。文霄一拍手說：
“對，是有這麼兩句！”
櫃台裏麵一句，櫃台外麵一句，屋裏一句，三個人津津有味地談論著“歸去來兮”。老甘努力聽著，像聽外國話，但也聽清個大概意思：老陶在什麼地方做了八十多天官，便辭官歸田了，寫了一篇文章叫《歸去來兮辭》。“審容膝之易安”，是說他回到老家，不嫌房子小，容下膝蓋兒就行了。
他們越談越投機。眼鏡問到“容膝”拓片的價錢時，文霄十分友好地說：
“別人買七十，你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