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古調查中，幾乎整個大理地區及其周邊一些地區，發現大量明代火葬罐墓就證明了這一點。甚至大理地區的一代名宦李元陽死後，也先行火葬，把骨灰裝入罐中，後又裝入棺槨中再行土葬”。
大理市鳳儀鎮大豐樂火葬墓考古發掘第三期為明代火葬墓。另外在鶴慶新華村、秀邑村、圍子田村，大理蒼山中和峰東麓、梅溪南岸亦存有明代的火葬墓。雲龍順蕩村大慈寺火葬墓群亦為元代末年至明代中期的火葬墓。雲南民間最終以棺葬取代火葬經曆了漫長的時期。到了清代初年，民間的火葬才基本禁絕。
二、明清時期白族碑刻的興盛
明清時期白族碑刻蓬勃發展，碑刻的數量、內容、類型極為豐富，形成了白族古代碑刻創作的高潮。
一是，從碑刻的數量論，依《大理叢書·金石篇》的收錄為計，明代以前的碑刻總數為73通，明清時期則共有562通，遠超過前代，成為白族古代碑刻的“高產期”。
二是，從明清時期碑刻的內容論，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曆史、文化、藝術、宗教、科學等多方麵，廣博而豐富。碑刻所涉及的人物，上至皇帝，下至庶民百姓，幾乎無所不包。不但百姓的日常生活見於碑刻，如萬曆二十八年(1600)《兩院詳允永充弓兵戶額經製碑》，記述了弓兵服役製度的明確規定；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禁革滇中積弊碑》則是將官吏“吃”、“拿”、“索要”等惡習登錄於碑上，並立了十四條禁革規定。《洪武宣德年間大理府衛關裏十八溪共三十五處軍民分定水例碑文》記述了軍屯田與白族農田分水灌溉的明確條款。乾隆四十八年(1783)《保護公山碑記》則是書寫了白族保護公山，鼓勵民眾一起驅逐山霸，愛護自然的強烈環保意識。《張思叔座右銘》將張思叔在衣食住行、修養等方麵的人生信條以碑刻的方式公之於世。而且還出現了大量的皇帝敕封碑群及反思曆史的作品。如《敬一箴碑》中鐫刻了嘉靖皇帝“敬一”修養的體悟；康熙皇帝《訓飭士子文》碑從國家發展的角度強調了士子教育的重要性。乾隆五十二年(1787)《修唐河東州刺史王公仁求墓記》、嘉慶三年(1798)《南詔碑亭記》則是反思曆史的碑刻。分別立於光緒十八年(1892)、光緒二十八年(1902)的《文天祥墨跡刻石》、《楊升庵墨跡》則是記述了文人對前代詩人、詩作探討的學術活動。綜觀明清時期碑刻，已成為了書寫人們生活的“金石之書”。
三是，明清時期碑刻樣式的豐富程度也超過了前代。首先，墓碑作為貫穿白族古代碑刻發展的主要類型，在明清時期出現了墓誌銘、墓表、墓碑、壽藏銘、墓碑銘、墓誌、墓銘等詳細的劃分。女性墓碑也較之前代明顯增加，男性與女性合葬成為風尚。其次，明清皇帝敕封碑、聖旨碑、箴言碑、訓飭碑超過前代。再次，明清時期因寺廟、學校、橋梁等修建而立的碑記頗多。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時期的碑刻還將詩歌、人物傳記等直接鐫刻於碑石之上，形成了“詩碑”、“人物傳記碑”等新的類型以及誄詞、吊文、題辭、功德碑等樣式。
為了直觀說明明清時期白族古代碑刻全麵的繁榮的盛況，這裏以《大理叢書·金石篇》為文獻來源，白族古代碑刻各個發展階段出現的主要類型的數量，可以看出，墓碑時代碑刻的種類十分單一，隻有5通男性墓碑。多元時代墓碑仍是主要類型，男性墓碑數量最多，一共19通，增加了2通女性墓碑。新出現的碑刻類型有紀傳碑4通，聖旨碑3通，寺廟碑1通，學校碑記2通，這些新變打破了此前碑刻隻有墓碑的局麵。明清碑刻類型及數量則非前代所能比肩，一共有480通碑刻。其中，墓碑總量223通，包括男性墓碑123通，女性墓碑11通，夫婦合葬墓碑67通，預立墓碑22通。聖旨碑、敕封碑、箴言碑、訓飭文碑，各為6、17、3、2通，總數為28通。雜碑大類除了寺廟碑103通、學校類碑10通以外，出現了宗祠碑4通，城市建設包括城池、路橋、樓閣等建築類碑16通，家族譜係碑6通，鄉規民約碑28通，紀傳碑16通，還有將祭文、經文、詩歌、告示立碑等前代所未有的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