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犀禾陳犀禾，上海大學影視學院副院長，影視藝術係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電影一個重要發展是華語電影現象的崛起和在跨區（國）背景中的進一步壯大。然而，對於當代華語電影崛起和發展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背景，華語電影的曆史根源、文化脈絡、工業結構，以及對華語電影現象自身內容、涵義、特征的界定，還有待進一步展開。
在1949年以前，中國電影以上海為生產中心，包括香港、重慶、武漢、延安等地區的製作活動，在人員、組織、題材、文化和美學上則多有交叉和影響。而在市場發行上，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電影則不但覆蓋了大陸、香港和台灣地區，而且還延伸到南洋和東南亞一帶。但由於1949年以後中國政治和社會的變化，中國電影的工業生產和市場發行以大陸、香港和台灣地區各自為獨立主體，處於分裂的狀態，並在政治和美學上走向不同的方向。
但是，從文化和精神的層麵上而言，1949年以後兩岸三地的中國電影一直存在著一種血濃於水的關係，不管這種關係是正麵的（如大陸電影對香港進步電影的影響）還是負麵的（如大陸的革命題材電影和台灣的政治宣教電影中針鋒相對的意識形態），它們都有一種共生的關係。並且，其中五六十年代大陸在文化上的影響居於主導地位，港台電影都沒有擺脫“大陸情結”的影響，並在影片的主題、類型和風格上，我們仍可以看到“上海電影”的餘脈。當然，在管理體製、經濟運作和市場發行上兩岸三地電影在1949年以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的發展則是相對獨立的。
隨著七八十年代香港、台灣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港台電影開始擺脫“大陸情結”，尋求和確立“自我”的文化身份。同時大陸電影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亦開始對“文革”和“十七年”的曆史和文化進行反思。這一時期在兩岸三地前後出現的新電影運動即是明證。新電影運動也在新的曆史語境和文化層麵上進一步促進了兩岸三地的電影文化交流。90年代初，由於大陸電影經濟體製的改革，原來主要存在於香港和台灣之間的電影產業的合作和聯係也擴展到大陸，出現了合拍片的高潮（如1993年在大陸最賣座的十部影片的前九部均為大陸和港台的合拍片梁良：《論兩岸三地電影》，台北：茂林出版社，1998年，頁218。），這標誌了兩岸三地電影的關係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隨著1997年香港回歸，2001年大陸加入WTO，兩岸三地的電影更進入了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階段。在此期間，香港電影產業把大陸市場視為其重點開發領域，提出了“北上”的口號。2004年底大陸電影票房的頭條新聞就是：香港影星周星馳的《功夫》聖誕節前平安夜一天的票房已達2000萬，打破了張藝謀的《英雄》在大陸創下的單日票房曆史紀錄。在大陸方麵，電影從業人員近年來也借鑒香港電影的成功經驗，用商業包裝的模式（類型片、大明星、大製作）和市場運作的方式（國際融資、媒體宣傳和院線發行）在國內站穩腳跟，並走向國際商業電影市場，如張藝謀的功夫片、馮小剛的喜劇片。台灣則通過輔導金挽救疲軟的電影業，並通過資金運作和宣傳運作為大陸第五代和第六代的藝術電影頻送秋波，如陳凱歌的《霸王別姬》和王小帥的《十七歲的單車》的製片人均為台灣方麵，陸川的《可可西裏》又獲台灣金馬獎提名。這些互動和滲透對三地電影尤其是大陸電影的產業和文化格局均產生了深刻影響。
目前，大陸針對香港和台灣的一係列經濟和文化的統合政策更把合作作為一種基本國策。關於大陸與香港合作方麵，2003年6月29日，隨著《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的文件簽署，大陸與香港合拍片的前景似乎一下明朗起來。按照這一文件在電影方麵的規定：純港片在內地發行將不再受配額限製；香港與內地的合拍片可視為國產片在內地發行；合拍片允許港方人員增加所占的比例，但內地主要演員的比例不得少於影片主要演員總數的三分之一；故事不限於發生在中國內地，但情節或主要人物必須與內地有關……如此種種，為香港電影進入內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機遇。2004年，中國故事片的產量破曆史紀錄，共有212部影片，在這數字中，有13強的影片是在CEPA協議後香港片以合拍的名義獲得國產身份。2005年更達到創紀錄的268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