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知名學者、愛國詩人、民主鬥士，為什麼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卻死於非命？在聞一多出殯那天，在場的寥寥幾人中，每個人都沉浸在悲痛和畏懼之中。沒有人公開討論，也沒有人敢公開為之申冤，更沒有人像聞一多在李公樸的追悼會上那樣激情的演講。可是，各地的文化界人士從噩耗的衝擊中清醒過來，他們寫信、發電報、向政府抗議。美國的哥倫比亞、哈佛、紐約等大學的教授們與學校的當局都寫了公開信要求美國政府考慮對華政策。國民黨當局也虛應故事，要調查這個案件。周恩來把聞一多與魯迅並列，稱為烈士。1949年8月毛澤東稱讚聞一多，說他有骨頭，臨死也不在暗殺者的凶器前低頭……他是拍案而起的。美籍學者許芥昱說：“一個傑出的、天才的中國文人，就這樣結束了他的一生。正像濟慈所說的，聞一多的生命沒有寫在水上，而是刻在青銅上。”這青銅的紀念品上鑲了寶石，有如他在《劍匣》詩中說的。後來的人會像過去一樣繼續念他的詩，而他的詩也會繼續地影響中國將來的詩人。
（一）一反故常的轉變
為提倡“國家主義”，聞一多曾一度與羅隆基等人組織了一個“大江會”，雖存在時間短暫，但仍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的傾向。抗戰前期，他對政治沒有什麼興趣，曾批評他的老同學羅隆基：
曆來幹祿皆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一曰逆取，協肩諂笑，阿世取容，賣身投靠，扶搖直上者謂之正取；危言聳聽，嘩眾取寵，比周謾侮，希圖僥進者謂之逆取。足下蓋逆取者也。
可以想像，那時的聞一多還是一個自命清高、與世無爭的“名士”。可是，隨著抗戰勝利和他輾轉至昆明之後，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作為西南聯大的知名教授，一位深孚眾望的學者，他得到學生們的擁戴。在現實教訓和自我批判的交織中，他獲得了自己新的位置，正如郭沫若說：
由莊子禮讚變而為屈原頌揚，而他自己也就由絕端個人主義的玄學思想蛻變出來，確切地獲得了人民意識。這人民意識的獲得，也就保證了“新月”詩人的聞一多成為人民詩人聞一多。
1940年一些小黨派組織了中國民主政治黨派聯合會，到1944年改成中國民主大同盟，擴大了盟員的範圍，無黨無派，有誌於對中國民主化效力的人都可以參加。民盟常常起到調解國共兩黨的作用，被國民黨認為是親共，因此采取嚴厲手段鎮壓，常常有民盟領導人入獄。二十幾年來，聞一多一直是一個關在書房裏讀古書的書生，從來沒有參加政治活動。在嚴酷的現實麵前，他要尋找救國的良方。正是在這一年（1944年）秋天，聞一多加入了民盟，幫助他的朋友羅隆基召開一個紀念大會，慶祝“雙十節”國慶。在這個大會上，聞一多呼籲民眾起來自衛，他的講話受到民眾的歡迎，自己卻成了國民黨的死敵。搗亂的人破壞會場秩序，在場的昆明警察把那些搗亂分子製止了。聞一多也因此成了群眾的英雄，他們對他有了無限的崇敬，全國的學生都知道有聞一多這個人。也許他一直希望得到這樣的英雄桂冠吧，他覺得自己的轉變和抉擇是對的，他不再搞純學術的考據，而把精力用在政論時評上。1944年底，他幫助民盟創辦了《民主周刊》，他的很多討論時局的文章都發表在這個周刊上。
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對他的影響，以及現實生活的艱難，使他那偏激的“名士”性格轉變為共產黨的同路人，成為一名頗有影響的“民主鬥士”。他常常是私下裏發泄怨言，演講時大發牢騷，公開批評政治，對政府的批評越來越尖銳，並從事反抗政府的活動。學校難免有些政治壓力，一直希望他保持一個中立的立場，可是他每一次發表的言論，都吸引了全國的注意，也招來不少流言蜚語。他的過激言論激怒了國民黨，一些明哲保身之士不敢與他來往，後來昆華中學又取消了他的兼職。這些政治壓力激怒了他，潛在他內心的火山爆發了。
聞一多一反常態的轉變還表現在他的詩學理論上。他的詩和詩學理論對五四時期那種散漫詩體、“豆腐幹”或“麻將牌”式新詩，是一個合理的針砭；對新詩形式層麵的相對整齊是一種合理的張揚。但如果把這種格律推向“苛酷”、“劃一”，那就會影響到思想的自由和表達的自由。徐誌摩說：
我們覺悟了詩是藝術，藝術的涵義是當事人自覺的運用某種題材，不是不經心的任題材的支配。……明白了詩的生命是在它的內在音樂的道理，我們才能領會到詩的真的趣味；不論思想怎樣高尚，情緒怎樣熱烈，你能拿來徹底的“音樂化”（那就是詩化），才可以取得詩的認識。
我們已經發現了所標榜的“格律的可怕的流弊”！誰都會運用的話，誰都會切豆腐似的切齊字句，誰都能似是而非的安排音樂……但是詩，他連影兒都沒有和你見麵。所以他說“音樂化”就是“詩化”，並不在外形上製定某式不是詩，某式才是詩。
聞一多也有所反省，提出：詩“不必呆板的限定字數”。揭示詩的“彈性”特點。他認為：至少讓它多像點小說戲劇，少像點詩。大多“詩”的詩，和所謂“純詩”者，將來恐怕隻能以一種類似解嘲與抱歉的姿態，為極少數人存在著，……詩得盡量采取小說戲劇的態度，利用小說戲劇的技巧，才能獲得廣大的讀眾。他甚至認為：詩這東西的長處就在它有無限度的彈性，變得出無窮的花樣，裝得進無限的內容。隻有固執與狹隘才是詩的致命傷，縱沒有時代的威脅，它也難立足。他說：詩的先決條件是：
擺脫了一切詩藝的傳統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飾，不撫慰，因為不麻醉，它不是那捧著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樂。它隻是一片沉著的鼓聲，鼓舞你愛，鼓舞你恨，鼓舞你活著，用最高限度的熱與力活著，在這大地上。
看來，聞一多是完全放寬了詩的形式，不再以“雅訓”的尺度對待現代詩，而是更多地強調詩的社會功能和對政治民主和民生富足的渴望。但他並沒有忘情於詩的根本，認為富於“感情”和“想像”的詩，才是成功的詩。“它擺脫了一切詩藝的傳統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飾，不撫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著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樂，它隻是一片沉著的鼓聲，鼓舞你愛，鼓動你愛，鼓勵你活著，用最高限度的熱與力活著。”
（二）釀成不幸的悲劇
聞一多說屈原自殺是個人遭遇不幸所釀成的。但作為一個愛國詩人、“民主鬥士”，為什麼在抗日戰爭勝利後，他也同樣死於非命？是否有如下的原因：
由於性格變化的原因。我們從聞一多的人生曆史看，他是一個屬於“名士”類型的人物。他剛直、正派、不苟且，而且很堅強。但是，他的長處是通過一種詩人氣質表現出來的。而中國的“名士”曆來都有逆來順受之特性，但畢竟是順取易而逆守難，處常易而應變難。有些人認為他不懂人情世故，有時以感情代替理智。時勢的變化，社會的動亂，也常常影響他的“名士”性格發生變化而流於偏激而不自覺。他不願苟且於世俗的習慣勢力，希望自己也像荷花那樣出淤泥而一塵不染。自己本性中的反抗性，容易流於偏激的“名士”性格及其對於現實生活極感不滿的脆弱心理，再加上他崇拜英雄的傾向，使原來是個詩人學者的聞一多改變了。他先是私下的怨言，其次是講堂上的牢騷，再次是公開批評政治。正是因為他思想行為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決定了他最後的命運。
由於局勢江河日下，生活的艱難、窮苦，可謂窮困潦倒到了極限；因為生活所迫，加上現實生活中到處碰壁的事實令他苦惱，他不能不急切地感覺到應該采取必要的行動。他在《關心教授們的生活》一文中說：“我們的教授們為了民族文化的繼承和發揚，為了專門的抗建人才的培養，大家能忍著極其艱苦的生活，堅持在自己的崗位上。”我們知道聞一多攜家眷來到昆明，生活無著。抗戰後的昆明物價飛漲，百物奇缺，他妻兒老小八口之家，節衣縮食、艱難度日。艱苦生活的煎熬，不是一般公教人員月領幾鬥平價米所能濟事的，因此，他比別人的生活更為艱苦。在生活的壓力之下，他不得不重操舊業，幹起篆刻的工作以補助家計。雖然他是篆刻能手，能勤於所業，但畢竟是時局動蕩，所獲甚微。更何況作為一種篆刻藝術，為了生計而成為一種工匠的生意，聞一多深感心理上的怨懟。聞一多是倔強的，他說：“個人的生活困難是可以用別的方法解決的，譬如我，學校裏薪水不夠養家時，我可以在中學校兼課，也可以替人家刻圖章賺錢，個人的生活問題便解決了。”每每看到那些富貴人家的享樂生活，貧富懸殊真是天壤之別，這就更使他心理上的不平衡。
聞一多每天到學校來去都是步行，在街上常常看到那些拉來的壯丁，他們在路旁被拉著走，穿著破破爛爛的衣服，因為怕他們跑掉，有病的、挨鞭打的、在路邊等死的，他們被繩子拴在一起。到了學校，聞一多眼淚縱橫，語不成聲地在與學生們討論他在路上所見到的一切。
聞一多是一個愛國詩人，對國家的興亡有很強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提倡國家主義，曾一度組織了一個曇花一現的“大江會”，但他對政治不感興趣。這可能是因為早期聞一多以清流自命、與世無爭。他的《紅燭》詩集給人印象最深的是熾熱的愛國情懷。這些愛國思鄉之作，表達了一個遊子在外辛苦奔波的情愫。他在給吳景超的信中說：“我想你讀完這兩首詩，當不致誤會以為我想的狹義的‘家’。不是！我們想的是中國的山川，中國的草木，中國的鳥獸，中國的屋宇——中國的人。”
聞一多在昆明西南聯大，深受學生們的擁戴，不管他的頭腦怎樣集中在文學研究上，他的心總還是跟年輕的一代在一起。當青年學生圍繞著他，用敬愛和讚美的眼光看著他的時候，就是他平生最快慰的時候。由於他的同事們跟學生們對他的影響，他決定走出書齋，走到群眾的政治鬥爭中來。在《新文藝和文學遺產》一文中他說：“烏雲還等在旁邊，隨時就會給月亮蓋住。我們要特別注意……要記住我們這個五四文藝晚會是這樣被陰謀破壞的；但是我們不用害怕，破壞了，我們還要來！五四的任務沒有完成，我們還要幹！我們還要科學，要民主，要打倒‘孔家店’的封建勢力。”
聞一多在民主運動中奔走呼號，聲振南國。敵人對他恨之入骨，社會上流傳著教育部要解聘聞一多、特務要刺死聞一多的消息。特務故意放風，進行恫嚇，已使重慶、昆明鬧得滿城風雨。恫嚇嚇不倒聞一多，他還是穿著那件藍色的舊袍子，拎著那根手杖健步進出各種會場，高聲昂奮地演講。
1946年7月15日，聞一多死於暴徒的槍擊之下。聞一多最後一次演講，那是在白色恐怖下人人自危的時刻，他要鼓舞群眾的鬥爭情緒。“他們這樣瘋狂地來製造恐怖，正是他們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們製造恐怖，其實是他們自己在恐怖啊！”聞一多並沒有講演稿，可那用鮮血和生命寫成的千古奇文，正是他堅貞不屈的內心世界的真實流露，是他留給青年們的不朽的遺言。聞一多麵對敵人的槍口，英勇鬥急，橫眉冷對，英勇犧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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