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為“疍”
專門從事水上作業的居民，古時稱“疍民”，俗稱“水上居民”或“船民”，素來“以舟為居，以漁為業，浮家泛宅，逐潮往來，江舞海噬，隨處棲泊”，“以舟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風，去則難從”。經張壽祺先生考證“疍”是傳承古南越語音對“艇”或“小船”的稱謂以漢字所作出的音譯，意即生活在船上的人家。據史料記載，自秦漢晉以降，在我國的巴蜀、江淮、嶺南及閩浙等廣大地區早有船（蜒）民活動的軌跡。依此而計，從秦漢始有文字記載至今，船民已經曆了兩千多年的曆史變遷了。
疍民的曆史猶如江河的流水，淵遠而流長。但是有關疍民的研究卻沒有形成一個可持續性的濃厚氛圍，以致出現了今天疍民研究的斷裂塊局麵。
有關疍民的早期曆史記載可以追溯至魯國。如魯國魚俗，在捕獲季節，把大魚和貝殼之類先祀宗廟，宣布開放漁禁，而水蟲孕育之時，則嚴禁捕撈，為此設專管漁業的官員——水虞。《國語·魯語》就記載了“宣公夏濫於泗淵，裏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abigfishingnet）罶（fishingtrap），取名魚，登川禽，而嚐之寢廟，行諸國，助宣氣也……今魚之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先秦捕魚的網俗稱“罟”，《易經·係辭下》雲：“作結繩而為罔罟。”此外，據《詩經》等的記載，捕魚工具還有罛、九罭、罩、汕等。春秋戰國時已出現海洋捕撈。《管子·禁藏》已有“漁人之入海”的記載。
解放前，（日）澤村幸夫所著《船民小考》論述了船民在不同地域的稱謂和誣名，並列舉了有關學者對船民起源的研究所提出的觀點：
（1）船民為範蠡之後，但據考證其實為牽強附會；
（2）船民為漢族的一支，其祖先為逃避戰亂而隱居水上，即成為後來定居水上的起源，故船民俗稱艇家；
（3）古來說：船民是在古代越裳（安南）境內的“林邑蠻”，在唐代以前，他們似乎也是居住在陸地上的，可是一旦在水上定居下來，便成為漢人最不開化的古人；
（4）宋代範成大的《桂海虞衡誌》中有船民是水上蠻人之說；
（5）清代康熙年間的屈大均的《廣東新語》說船民是“鯨鯢之族”，愛打殺；
（6）李調元在《粵風》中又有船民是蛇類之說，故船民把蛇像放在神閣裏拜祀。
此外他還提及了船民有明顯的風俗習慣，他們崇拜神祗，如行船前的燒香祈神，篤信水鬼，以鱟（魚）供祭等等。
因水上居民普遍講白話(粵語)和平話，故解放後被統歸為漢族，但其生產方式和生活習俗與陸上漢族明顯不同。為此，關於疍民（船民）的族屬學術界曾有論爭，但目前大多學者基本上認可疍（船）民為漢族的一個支係，為百越之後這樣一個觀點。《隋書》卷八十二《南蠻傳》早就記載說：“疍為古之百越種”。黃家蕃先生也認為，疍民其遠祖應當是秦時“莫肯為秦民”而以海上作為庇護所的越人。疍民（船民）是由“水居”而形成了一些特殊習俗和認同心理的漢族支係。
何光嶽《句亶、船人的來頭和行徙——兼論楚、船人和一支土家族先民的關係》認為，“船族最初見於巴中，六朝以來，始輾轉移入粵東。分布於廣東的，幾乎全部融入於漢族；而分布於廣西的，則分別融入漢族或壯族、苗族。”
李紹明《巴人與土家族問題》援引了很多史料，對於廣義的巴人，《華陽國誌》卷一，《巴誌》記載：“其屬有濮、賨、苴、共、奴、獽、夷、之蠻”。亦即，巴人與船民有淵源關係。《說文》謂：“疍，南方夷也”，認為船民為南夷之後。而《隋書》卷八十二《南蠻》即明言船民與其他一些民族為：“古先所謂百越是也。”認為船民作為族稱最早見於《淮南子·說林訓》：“使但吹竽，使氐厭（壓）竅，雖中節而不可聽。”羅香林對此有頗為見地之考證而得“蓋餘最近考證，船族原即越族遺裔。但越不習吹，如此暗謂但為船之別屬，殊可能也”。李紹明認為，船人在秦漢時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川東、鄂西一帶，漢晉時亦不出川東萬縣、涪陵、巴郡（治江州，即今重慶）、武陵等地，南北朝時川東峽江一帶的船民還很活躍，隋唐以後，船人分布更廣，除川東、鄂西以外，今湖南、貴州、兩廣乃至福建均有其蹤跡。但船人如何擴展到華南的廣大區域，則需進一步研究。
傅貴九《明清船民考略》通過詳細的史料考證了船民的由來和人口、戶籍、生計、所受的封建壓迫和剝削、反抗鬥爭及曆史上的開豁為良，等等，為我們提供了明清時期船民生活的動態圖景。莫雁詩《試論船民不是民族》則從船民地理分布的廣散、船民的語言差異、船民祖先傳說的迥異、船民姓氏的龐雜等四個方麵論證船民不是一個民族，而是一個特殊的多民族的融合體。蔣炳釗《船民的曆史來源及其文化遺存》一文通過對學術界關於船民來源的各家之說詳加評述與考證，認為自漢晉以降，在我國的巴蜀、江淮、嶺南及閩浙等廣大地區，都有船（蜒）民活動。“以舟為室，賴水而生，是船民生活的顯著特征。船民是古代百越後裔的一部分，並保留有古越人的紋身、習水便舟、喜食水產和崇拜蛇等傳統習俗。後來，船民逐步融合成為漢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