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岣嶁碑的來曆，在湖南長沙曾有這樣一個傳說：很久以前，長沙和其他地方一樣，經常洪水成災。一天，大禹治水路過長沙城，順便登上嶽麓山一看，才知道這裏常鬧水災，是因為有一條獨角龍在湘江裏麵作怪。於是，他便來到湘江岸邊，手持除龍劍，毅然跳入江中，決心將這條獨角龍斬除。誰知一連苦戰了六天六夜，難解難分。大禹隻好改變策略，利用獨角龍六天六夜沒吃東西想急於進食的心理，將鐵鏈變作麵條，自己則變作一個煮麵條的老頭，終於誘使獨角龍就擒，並把它深深地壓在了嶽麓山底下。隨後大禹又親自刻了一通石碑，豎在嶽麓山頂，以便永遠將獨角龍鎮住，免得它再次出來興風作浪，危害百姓。這通石碑，便是禹碑。
不過嶽麓山的禹碑也並非出自夏禹之手，而是根據衡山岣嶁碑摹刻的複製品。曆史上最早提到衡山岣嶁碑的文字，是中唐時期的散文家韓愈和詩文家劉禹錫的兩首詩。但從他們的詩作來看，前者的依據是衡山道士的敘述，後者的依據則是民間傳聞，可見他倆並沒有親自目睹過此碑。南宋嘉定五年（1212年），有個叫何致的人在南嶽遊覽時，由於一位樵夫的指引，使他有幸目睹了這通神秘的石碑，並得以將碑文摹寫了下來。他路過長沙時，特意將摹本送給了州官曹彥約一份。曹彥約看到摹本後，立即指示衡山縣令搜訪原碑，但是找了幾天也沒找到。於是，便讓何致將碑文刻在了嶽麓山頂的一塊大石頭上。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太守潘鎰在嶽麓山搜得此碑，遂剔土拓片，公諸於世。從此，以嶽麓山禹碑為模本而翻刻者，盛行於天下，金陵、揚州、雲南法華山、成都、江寧棲霞山、湯陰、紹興、西安、歸德等地，都相繼翻刻了禹碑。現在豎立於南嶽岣嶁峰的禹碑，也是以嶽麓山禹碑為模本而複刻的。
蘭州金山寺岣嶁碑
蘭州的岣嶁碑是清鹹豐十一年（1861年）三月由甘肅酒泉郡侯建功（升庵）摹立的。碑高3米，寬1米，碑首鐫刻著戲珠巨龍兩條。碑身陰刻著72字，字形怪異，好像是繆篆，又像是符篆，極難辨認。此碑與眾不同的是：湖南衡山、長沙嶽麓山上的岣嶁碑均是77字，而以此碑翻刻者盛行於天下，皆為77字。隻有蘭州的這通岣嶁碑少了5字，且碑文並無殘損現象，排列方式也不相同。
至於蘭州金山寺的岣嶁碑摹自何處，誌書和碑記都無記載，所以岣嶁碑的真偽，學者們一直眾說紛紜。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它的模本絕對不會是嶽麓山的禹碑，因為嶽麓山的禹碑，碑文共有77字，分9行排列，每行9字（最後一行不足此數）。而蘭州金山寺的岣嶁碑，碑文隻有72字，比嶽麓山禹碑少5字，而碑文並無殘損現象，從排列方式來看，後者分為6行，每行13字（最後一行為7字），和嶽麓山禹碑的排列方式也不相同。因此，要弄清金山寺岣嶁碑的摹本，唯一的辦法就是對各地的禹碑作一番比較。可惜的是這一浩繁的工程還須待以時日。
近幾十年間，求水心切的甘肅人民像傳說中的大禹那樣，在各地興修水利工程，普遍蓄水築渠，使戈壁荒灘逐漸變成良田。尤其在蘭州劉家峽、鹽鍋峽、八盤峽水庫等完成以後，皋蘭山的雄偉不改，而四周幹涸的山塬荒野正變成一片片綠色。豎立在蘭州白塔寺的岣嶁碑，已經經曆了八百多年的風風雨雨。它和立在湖南衡山、浙江紹興的岣嶁碑，以及遍及大江南北的禹碑一起，傳誦著大禹這位足跡遍及九州的治水英雄的千秋業績和他與水患不懈鬥爭的精神，也訴說著古城蘭州與水不同尋常的城市情緣。
蘭州的岣嶁碑以籀篆或是符篆書成，屬大篆即漢字書體的一種，是籀文和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文字。籀篆，相傳周宣王時史籀所作，故亦名籀文或籀書。秦時稱為大篆，與小篆相區別。盡管字跡怪異，難以辨認，工穩的結體，規整的章法與活潑的布局都給人美的享受。時至今日，它仍不失為曆史文物中的一件珍品，我們在對它的欣賞與審視中可以得到書法藝術的諸多感染和啟迪。夏禹作為整個中華民族記載和傳說中的一位治水的英雄，其足跡遍及中國，但隻有夏禹來蘭州治水的傳說和矗立於白塔山巔的岣嶁碑，長久地陪伴著不舍晝夜的黃河水滾滾東流，給人們留下了永遠的玄機。
書法三寶聚碑林
1998年，首倡並建設蘭州碑林的流螢先生到天津拜訪當代著名畫家、書法家王學仲，請他為蘭州碑林題詞。王先生說：“你們把敦煌寫經和漢簡選擇一部分，刻碑上石，非常好。我曆來主張，民間書法家的東西，是我國書法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應該下功夫研究推廣。”就這樣，堪稱書法領域三件瑰寶的“敦煌寫經”、“漢簡”和“淳化閣帖”刻石，以刻石的形式第一次薈萃在蘭州碑林與廣大參觀者見麵，領了全國風氣之先。
這些突出地域文化特點的書法藝術品，在拂去曆史雲煙和歲月滄桑後，把古人們留與我們的文化遺產再現在堅硬而冰冷的石碑之上。那些揮灑自如、淋漓盡致的書法隨著時空的變化征服並將繼續征服著絡繹不絕的觀賞者。
敦煌寫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