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黃方剛《道德學》世界書局出版1934年版第86頁
人類的生活是整體的;同時人又是社會的動物,人不能離開社會而生活,個人的思想行為,也就不能離開社會環境而獨特存在,是以一切民俗都有社會現實為其背景,我們如“離開民眾物質生活的實在狀態,真有了解他們的信念,心靈,精神等上層建築之望嗎?”
摘自王興瑞岑家梧《瓊崖島民俗誌》《民俗》1936年第1卷第1期第13頁
因為一種風尚的形成,一種禮製的確立,斷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其必經過相當時間的演變,方才漸漸成立;假如我們能追溯,就可發現他的本來麵目。其本來麵目發現以後,我們就要看這種風俗和禮製,究竟能否適應現在社會環境的需求,究竟能否切合現在人類生活的式樣,如能適合,便可保留;如有妨礙,便要改革了。
摘自劉偉民《東莞婚俗的敘述及研究》《民俗》1936年第1卷第1期第90頁
歌謠這東西,本來就是從生活上壓榨出來,胚生出來的。怎樣的生活,產生怎樣的歌謠,什麼樣的人,便需要什麼樣的曲調。所以要研究一種歌謠,必先了解產生那種歌謠的社會背景,換言之,當時當地人的生活狀況。忽視了這點,他們的研究,便變成無意義。
摘自張騰發《客家山歌的社會背景》《民俗》1936年第1卷第1期第165頁
不同的風俗習慣發生是隨著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來的,不同的方式的產生則由於不同的社會組織,而經濟原則是決定社會組織的基本條件。
摘自江應梁《昆明民俗誌導論》《民俗》1937年第1卷第2期第55頁
舊禮教的勢力,支配著人們的思想與行為。它在各種不同的區域內,配合著各種不同的生活方式,就產生出鄉民的特殊的道德觀和人生觀。這種人生觀,道德觀,再和當地的風俗習慣融化起來,就產生出各種不同的藝術。
摘自張騰發《客家山歌之社會背景》(續)《民俗》1937年第1卷第2期第251頁
無論任何民族,在一般而論,他們的文化水準愈低,精神生活上所受宗教氛圍籠罩的程度愈厚,粗野社會的一切製度,習俗,往往都受其影響,或者說原始社會的一切文化都是屬於宗教文化也未嚐不可。在人類學上探討人類文化,宗教這一門可算是最重要,譬如探討原始社會的民族家族或一個民族群的社會組織,往往便牽連到圖騰製度;研究某一個民族的語言也要顧及到他們的很多禁忌詞語,其他如歌謠,故事,神話藝術等更不用說都與宗教發生了直接的關係。
摘自梁劍韜《粵北乳源傜民的宗教信仰》《民俗》1943年第2卷第1~2期合刊第16頁
解放區的文化已經有了它的進步的方麵,但是還有它的落後的方麵。解放區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還有廣大的封建遺跡。在一百五十萬人口的陝甘寧邊區內,還有一百多萬文盲,兩千個巫神,迷信思想還在影響廣大的群眾。這些都是群眾腦子裏的敵人。我們反對群眾腦子裏的敵人,常常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還要困難些。我們必須告訴群眾,自己起來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衛生的習慣作鬥爭。為了進行這個鬥爭,不能不有廣泛的統一戰線。
摘自毛澤東《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1944年10月30日)《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卷第960頁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說:“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麵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國民黨敢鄭重宣言,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於反對帝國主義及軍閥之革命獲得勝利以後,當組織自己統一的(各民族自由聯合的)中華民國。”
中國共產黨完全同意上述孫先生的民族政策。共產黨人必須積極地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為實現這個政策而奮鬥;必須幫助各少數民族的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一切聯係群眾的領袖人物在內,爭取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並成立維護群眾利益的少數民族自己的軍隊。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被尊重。
摘自毛澤東《論聯合政府》(1916年4月24日)《毛澤東選集》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卷第10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