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雕塑藝術十分發達。其形式有陶雕、骨雕、象牙雕、石雕、玉雕青銅器。其中以青銅器的藝術造詣最高。商代後期的青銅器器形高大厚重，造型精巧而富於變化，裝飾繁縟華美。造型藝術上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鳥獸形器的流行。常見的有以象、虎、犀、牛、羊、豕、鳥及叫不出名字的獸形雕塑的尊、卣、觥。有單體造型，也有合體造型。在裝飾上，青銅紋飾種類繁多，除三角形或菱形的連珠紋、雲雷紋等外，以動物和神獸為主的獸麵紋空前發展其中饕餮紋與夔紋最為流行。饕餮紋的主要特征是一個誇大的動物頭部，頭上有角，口生利齒，眼睛很大，眼球常凸起成牛球形，中有圓凹，形成光點。饕餮紋一般作主體紋飾，置於器物的主要裝飾麵上，因此能給人以很深的印象。總之，商代的青銅雕塑線與麵達到了有機的結合，平麵的紋飾與立體的造型高度和諧地統一在一起。如虎食人卣，整體如踞虎形，後爪與尾成為器的三足，前爪攫一人送入口中，項脊上有獸形鈕小蓋，兩側置一提梁。造型實用而又猙獰可怖。又如出土於安陽小屯的號鳥卣，形似貓頭鷹，蓋為鷹頭，兩側各有一鳥的短鉤喙，蓋頂有四阿式鈕，器身為鳥身，雕有雙翅，紋飾繁縟，並肩器耳提梁，下承四條鷹足，整體正視是一鷹，側視是兩隻鷹，造型非常別致。
西周的雕塑藝術又有了新進展。周原甲骨大部分字體細小如粟，筆細如發。有的甲骨僅有指甲蓋大，上麵刻有30多字。其行款間隔相當、肥瘦相同，勾畫無不恰到好處，充分體現了當時微雕技術的精湛。西周的玉雕，人物造型神態各異，特征顯著；動物造型，形象優美，能生動地表現每種動物的特征。其雕刻手法熟練，富於裝飾技巧，以實用藝術為主，表現了強烈的理性因素。
西周的青銅器以鼎、簋為代表。西周早期的鼎，流行獸蹄足和分檔的形式。簋義以方座簋為特有形式。在裝飾上，出現了有觸角的蝸體或卷體獸麵紋，同時鳳鳥紋也更為流行。西周早期，青銅藝術發展到了頂峰。在造型上出現了器體寬大而淺地垂腹附耳鼎，出現了雙層器或組合器，鳥獸器也更多。裝飾上刪繁就簡，淘汰了不少早期的紋飾；獸麵紋多向變形獸麵發展；又產生了一些新的紋飾。如寶雞茹家莊一號墓出土的帶盤夔足鼎，造型為雙層結構，上層是一帶耳的圓鼎，下層為一鍋狀圓盤，以三條仰首卷尾的夔龍形足支盤承接圓鼎。鼎腹飾小饕餮獸麵紋，以雲雷紋襯底。盤腹飾十字形鏤孔三組，與小龍足相間。同墓出土的象尊，整體造型為象，體形肥碩豐滿，象鼻高舉，獠牙和眼突出，豎圓耳，小尾扁平下垂，四肢短粗，背部開口，有蓋，造型生動傳神；體飾鳳鳥紋，卷體成圓渦狀，與四肢相配，堪稱珍品。西周晚期的青銅器延續中期的特征，在造型藝術和裝飾藝術上處於停滯狀態。
雕塑藝術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了繁榮的局麵。
在人物雕塑上，首次出現了代替活人隨葬的俑。俑主要有陶俑和木俑。早期階段的陶俑可以春秋戰國之際的山東郎家莊一號墓所出為代表。該墓出土陶俑6組，俑高約10厘米，製作粗略，但頗生動。俑頭用墨勾畫眼眉，衣服上施彩繪。晚一些的作品可以山西長治分水嶺戰國墓所出為代表，它們形體更小，製作方式基本上有兩種：一是雕刻出人的基本形體後加油漆彩繪，如信陽長台關所出的長衣俑；一是隻較具體地雕出頭部形態，然後加彩繪，身軀部分隻粗加工成一個支架，或頭、身分置，然後插榫結合為一體，最後外加絹衣，頭上披發，臂可屈伸，寫實水平較高。除俑之外，春秋戰國時代獨立的人物雕塑很少，主要與器皿合為一體。河南洛陽金村出土的幾件青銅器人物器座，形象表現出人物活動的瞬間表情。三門峽上村嶺5號戰國墓所出的跽坐人漆繪燈，人物麵形真實，比例合度，裝束有很具體的細節表現。湖北隨州曾侯乙墓的6個鍾虞銅人是戰國時期最大的青銅人像，也是戰國前期人物雕塑的代表作，為文獻中鍾虞銅人的記載提供了確切的實物資料。其形象寫實，表現得肅穆、剛毅、有力。將人物與環境融為一體的雕塑風尚在春秋戰國時代也有發現，1982年浙江紹興坡塘鄉306號越人墓出土的房樂人銅塑將成組的人物群像放置於具體的建築環境中，反映了越人的祭祀活動。河北平山中山王墓所出15連盞燈，燈盞高大如樹，上有猿猴、大鳥、龍，下有人戲猴，燈座由一首雙身的虎承托，顯得精巧華美。
鎮墓獸是一種特殊用途的動物雕塑，其出現的上限在春秋晚期，最早見於湖北襄樊山灣春秋晚期的楚墓，而以戰國中期最為豐富。其形象變化多端，表現了異常豐富的想像力。春秋時期動物雕塑的代表作有1923年河南新鄭出土的立鶴方壺，山西渾源李峪村出土的犧尊，安徽壽縣出土楚錯銀製臥牛、攫蛇銅鷹，湖北江陵楚墓所出木雕漆繪虎座飛鳥、鳥獸龍蛇透雕漆繪座屏等，它們顯示出新的雕塑水平，散發出濃鬱的時代氣息。戰國時期動物雕塑的代表作有陝西興平出土的犀尊、江蘇漣水出土的臥鹿、曾侯乙墓的鹿角鳳、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錯金銀虎噬鹿器座等。尤其後者生動傳神，表現極富於力度，是難得的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