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6章 從伏羲談及中華文化(4)(1 / 3)

被譽為“敦煌菩薩”竺法護,梁·釋慧皎的《高僧傳》雲:“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郡。”梁·僧祐的《出三藏記集》卷二載:“他祖籍月氏,世居敦煌,世稱‘敦煌菩薩’。八歲出家,為外國沙門竺高座弟子,故姓竺。”西晉的大齎梵經,還歸中夏,自敦煌至長安,後到洛陽及往江左,沿路傳譯,寫為晉文(即譯為中文)。所獲《賢劫》、《正法華》、《光讚》等,一百六十五部(梁·釋慧皎《高僧傳》所載的譯經部數)。湯用彤先生校注《高僧傳》之八為《祐錄》作“所獲大、小乘經、賢劫、大哀、法華、普耀等凡一百四十九部。竺法護譯經數,說法不一,《出三藏記集》說為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曆代三寶記》說為二百十部三百九十四卷。竺法護於西晉湣帝末(約公元316年)卒於中國,畢半個多世紀精力在西域(新疆地區)、敦煌、長安、洛陽、江左等地傳譯佛典,”孜孜所務,唯以弘通為業。終身寫譯,勞不告疲。“《高僧傳》還說他”後立寺於長安青門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聲蓋四遠。僧徒數千,鹹所宗事。“《高僧傳》評價他:“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不為過譽,受之無愧。

符氏前秦時期至姚氏後秦時期(約公元384~391年),大月氏高僧曇摩難提在長安翻譯《中阿含經》五十九卷、《增一阿含經》五十卷、《阿育王息壞目因緣經》一卷、《三法度論》二卷、《僧伽羅刹集》二卷。這裏要強調一點是,中外僧人精誠合作,同心協力的可貴精神。據說曇摩難提傳譯經論,是與涼州高僧竺佛念合作的。這位竺佛念也不愧是位大翻譯家,他能“洞察萬語,華戎音義,莫不兼解。”曇摩難提翻譯《中阿含經》和《增一阿含經》時,“於長安城內,集義學沙門,請念為譯,敷析研核,二載乃競。二含之顯,念宣譯之功也。”竺佛念在當時被推崇為“譯人之宗。故關中僧眾,鹹共嘉焉”(《高僧傳》)。

後秦僧人,中國四大譯經家之一的龜茲高僧鳩摩羅什(簡稱羅什),從後秦弘治三年至十一年(公元401~409年)的八年間,在長安與弟子共譯出《大品般若經》、《法華經》、《維摩詰經》、《阿彌陀經》、《金剛經》等經和《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智度論》、《成實論》等論,係統地介紹龍樹中觀學派的學說。譯經總數說法不一,據《出三藏記集》載:為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開元釋教錄》作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由於鳩摩羅什初學小乘,後學大乘,博讀大小乘經論,名聞西域諸國。所以他的漢文譯經,義皆圓通,“眾心愜服,莫不欣讚”。他所譯經論影響很大,其中《中論》、《十二門論》、《百論》三論是中國三論宗學派所依據的主要經典;《成實論》流行於江南,為成實學派主要依據;《法華經》為天台宗所依據的主要經典;《阿彌陀經》是淨土宗所依“三經”之一。據傳有弟子三五千,著名者數十人,其中道生、僧肇、道融、僧叡,稱“什門四聖”。足可見鳩摩羅什作為一位僧人,譯經授徒業績之大、貢獻之突出。

此外,隨著佛教傳入中國,佛教石窟藝術也為中華文化增添光彩不少。隨佛教傳入的時間先後和主要路線,從新疆而甘肅而山西而河南……,大小佛教石窟知多少!僅在甘肅境內就有二十多處,特別是其中的敦煌莫高窟,豐富多彩的壁畫、彩塑、遺書、文獻,以及相關的民族與宗教、曆史地理、政治建置、社會經濟、洞窟建造、地質地貌特征等,都是國內外專家學者研究的重要對象,成為名符其實的、舉世矚目的一大文化寶庫,“敦煌學”成為一門世界性的學問,成為一門國際顯學。

綜上所述,清楚看出,各種宗教在中國或一度並存也好,或長期流行也好,都反映了中華民族的雍容大度,反映了中華文化的兼容並蓄。惟此使人不禁為之感歎,偉大的民族,燦爛的文化啊!

眾所周知的絲綢之路是中西友好往來的大橋梁,是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大動脈。本文是談中華民族與中華文化,故不必多談絲綢之路的方方麵麵,隻談中國各民族在絲綢之路形成過程中的重大作用與貢獻。自古以來,我國北方和西北的各遊牧民族,出於自然的或人為的某些原因,不避寒暑,曆盡艱辛,縱馬馳騁,前赴後繼,一批又一批地從大漠南北或河西走廊,自東向西,踏出了一條橫貫亞、歐大陸的草原通道。這條“草原絲綢之路”的開通,遠較西漢張騫“鑿空”為早。燦爛的中華文明最早走向世界,精美的中國絲綢最早運往西方,我國古代各遊牧民族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亞、歐內陸草原地帶,既是古代遊牧民族勞動生息的地方,又是他們從事商品交換的廣闊市場,還是他們遷徙爭奪的活動舞台。我國北方的北狄、匈奴,西北的塞人、月氏、烏孫等族,因政治、經濟、軍事等原因,有的舉族西遷,有的往來留駐,逐漸遷入中亞、西亞地區,甚至從蒙古高原經中亞北部,沿裏海、高加索、黑海北岸,進入歐洲平原。於是,中國的物質文明伴隨著他們的馬鞍和駝馱,逐漸傳到了他們所到的地方。在這些販運者、傳播者的強大隊伍中,最早應是塞人、匈奴、月氏、烏孫、羌人等族。塞人是一支東起蒙古草原,西至亞歐大陸,分布甚廣,來去悠忽的古代遊牧民族龐大族團。他們操東伊朗語,長期受伊朗和希臘文化的影響。由於他們廣布中亞、西亞及中國西北等地,故與當地各民族,如月氏、烏孫、伊循、姑師、渠勒、莎車等,多少有淵源關係,交往亦甚頻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