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日本文化的發展，如欲以同一標準明晰顯示各個時代文化特征的異同時，我認為可以使用社會與個人、精神與物質(聖與俗)、過去與未來這三組相反的生命意向——即基於時間、空間、物心(乃至聖俗)之關係的三對概念，這樣足以能較為全麵地把握各個時代的文化特征，這恰似從正麵、側麵、背麵三個方向觀賞一座雕像，基本上能夠以此捕捉住該雕像的美學特色。
摘自(1日本)石田一良《文化史學：理論與方法》第3章第113頁
文化史學從關係方式(文化)的展開來把握曆史。關係方式雖然存在於曆史世界之中，但曆史事實(曆史世界的事件)並不等同於關係方式(文化)。關係方式(文化)不是單純的曆史事實，還具有更高一層含義。我們可以把關係方式(文化)比擬為深深紮根於超曆史的命運世界之中，在曆史世界中萌發出曆史事實枝葉的樹木；也可以將其喻作一座冰山，它的下部隱沒在超曆史世界的大海深處，而上部則坦露在曆史世界的海麵，冰山在水中“曆史生因”之潮的推動和空中“曆史動因”之風的吹拂之下，沿著曆史的水平麵漂浮遊動。比喻終究是此喻，關係方式(文化)是屬於曆史世界與超曆史世界交錯之處的——即上述兩個世界的對立在此得到揚棄的——第三個世界。
以這種關係方式(文化)為媒介，曆史事象在命運之中找到自己的根源，命運則在曆史事象之中發現自己的形象。因此可以說，關係方式(文化)把瞬間連結於永恒，把永恒顯現於瞬間。如是，任何時代、任何事件盡悉通過關係方式(文化)而與命運串連在一起。我們借此懂得：在曆史中，一切永恒的東西都是現實的，一切現實的東西皆是永恒的。所以說，命運是過去、現在、未來之統一原理。
摘自(日本)石田一良《文化史學：理論與方法》第4章第134—136頁
當我們想要深入某一文化的民族精神的時候，隻用科學的正攻法，有些方麵會無法接近。為了使自己的理解能夠到達這種文化的世界觀深處，還需要有對這種文化同呼吸共命運的感情，提高洞察能力。當然這種方式可能伴隨著極大的危險，避免主觀推測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文化模式論的方法論在一個不具備這方麵素質的觀察者手中會變成一件非常不得力的工具，使人看問題膚淺。但是，我們應反複強調。對建立一門創造性學科來說，豐富的想象和直覺是非常重要的。當我們麵臨數不清的抉擇時，一定要有敏銳的直覺，善於尋找突破口，有窮追不舍的精神，這與新學科能否創建有直接關係。
文化模式論正是本尼迪克特出色地依靠直覺，在文化人類學中獨樹一幟的創造。
摘自(日本)綾部恒雄《文化人類學的十五種理論》第4章第47—48頁
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論與類型論完全不同。文化類型論，指的是將我們所知道的各種文化，硬塞到預先準備好的框框裏去加以整理和分類；而文化模式論則論述各種文化的特征，將一種文化看做具有個性而又行動一致的統一表現形態，不可能按預先確定的類型進行分類。
摘自(日本)綾部恒雄《文化人類學的十五種理論》第4章第39頁
由於殖民統治和兩次世界大戰，亞洲人民之間沒有能夠建立緊密的文化接觸。現在情況已經改變了。不少亞洲國家的人民已經獲得了自由。成千成萬的殖民地和附庸國人民從奴役下解放出來。以和平共處這一原則為基礎的友好關係不僅僅是可能而且已經在亞洲國家之間建立起來了。和平共處與和平生活保證了我們能充分發展我們的民族文化和文化關係。
摘自(蒙古)達斯頓達夫《蒙古文學》《外國文學參考資料》第3頁1957年第5期
吉田龍夫博士也曾敘述過：“在泰國北方，有許多居住在山中的少數民族——瑤族、苗族、阿佧族等，他們的同伴幾乎都居住在照葉樹林地帶。他們離不開照葉樹林。這表明他們的生活環境與照葉樹林地帶是緊密相聯的。現在，日本正依據製作澱粉的水漂技術，使得橡樹、日本的七葉樹的果實等堅果類得以食用，依據後、晚期旱稻、穀子、高粱等雜穀和白芋等薯類的栽培等為中心點，討論像這樣的東南亞照葉樹林文化和日本本州南半部的繩文文化的關係。因而據日本上智大學調查團對瑤族、苗族及阿佧、傈僳、拉祜等泰國西北部山地民族的耕作形態和文化生活的詳細的調查，促進了對這種照葉樹林文化的研究，並且對探討日本的繩文農耕問題，也給予很大影響。”
摘自“《東南亞山地民族誌》序言”(日)江上波夫著金少萍譯載《民族譯從》1983年第4期第3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