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端臨在《文獻通考·自序》中說，自《春秋》之後，唯司馬遷作史可稱為“良史”。他認為班固而後斷代為史，已失“會通”之道。《文獻通考》全書內容，上起先秦時代，下至南宋中期，所載宋代史料為多。他在《自序》中說：《資治通鑒》“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製度”；杜佑的《通典》僅止於天宣，於是他仿效《通典》成規，編成《文獻通考》。其編撰原則是：“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曆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議，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繼鄭樵之後，他進一步開拓了史學研究的範圍，無論是敘事之“文”，還是論事之“獻”，去取之間，都經過嚴格考訂，這種編撰思想受到後代史家的肯定。
馬端臨把古代社會分為“有公天下心”和“無公天下心”的兩個時代，以秦漢為分界線，這一點未能突破宋儒美化三代的政治通病。但他反對五行災異說。在《文獻通考》中，他批評曆代的《五行誌》“言妖而不言祥”是“不達理”。他詰質道：難道五行之氣獨能為妖孽而不能為禎祥嗎？他把自然界中的反常現象如水火之災、木石之異等，合而稱之為“物異”，作《物異考》。他指摘古今言災異者“必曰某事召某災”太牽強附會。他也反對褒貶說，否認《春秋》含有什麼微言大義。
《大明律》
在中國封建法製史上，有兩部法律影響最大。一部是唐代的《唐律》；另一部是明朝的《大明律》。《大明律》是一部比唐律更加有所發展的封建法典。自稱“淮右布衣”、“起自寒微”的明太祖朱元璋，對封建法律製度的建設非常重視。朱元璋從元末戰亂中走過來，除了總結、借鑒曆史經驗教訓，他還親眼看到兩個活生生的事實：一個是元朝末年政治昏暗，“紀綱不立，主朱元璋像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致使天下大亂；另一個是與他爭奪天下的軍閥們，有的富庶，有的兵強，但因“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為暴亂，不知馭下之道”而成為曆史的過客。兩相對比，不能不使他深刻認識到立法定製的必要。明初，國家百廢待舉，政治形勢複雜。朱元璋說：“紀綱法度，為治之本”，必須做好立法工作，使治國有法可依。喪亂之後，法律鬆弛，他極力主張“立國之初，當先正綱紀”，用重典懲治“奸頑”，用法律手段來維護極端君主專製的中央集權製度。
明太祖朱元璋是封建帝王中“儒法並重的一個典範”。他從一開始就深受禮法思想影響，既重視“教化”，也重視法治，抓緊立法工作。他說：自古生民之眾，必立君長去統治他們。不然，則“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紛紜吞噬，亂無寧日。”統治萬民，一要設置百官，以分理政務；二要編製法律，以便百官依法辦事。
洪武六年（1373）冬，朱元璋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於次年二月成書，共分十二篇，六百六十條。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覽律條猶有未當者，命丞相胡惟庸、禦史大夫汪廣洋評議厘正十有三條。此後又經過數次修改，不斷增損，至洪武三十年（1397），才最後完成大明律的編撰工作，頒行全國。同年，又製定《律誥》、《真犯雜犯死罪條例》和《贖罪條例》。相繼出台《大誥》、《大誥續編》、《大誥三編》、《大誥武臣》，總計二百三十六條，使之與《大明律》相配套。
《大明律》共分三十卷，四百六十條。分為七篇：名例律（總則）、吏律（多屬於行政法規範）、戶律（多為民事法律）、禮律（關於祭祀和儀製方麵的法律）、兵律（涉及國家安全與社會治安等的法律）、刑律（核心部分）、工律（關於營造與河防方麵的法律）等。《大明律》對笞、杖、徒、流、死（絞、斬）五刑刑罰體係作了詳細、明確的規定。內容覆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社會生活各個方麵。它是明代國家的根本大法，對鞏固明王朝的統治起了重大作用，集中體現了明太祖的法製思想。
《大明律》的顯著特點，一是加重了對危害封建國家行為的懲罰，以維護封建統治。《大明律》嚴禁臣下結黨和內外官交結，以維護極端的君主集權製度；嚴懲侵犯地主階級財產的行為，保護極端君主專製製度的經濟基礎。二是《大明律》整頓吏治的重點在於懲治貪官汙吏，緩和社會矛盾。三是加強了對經濟關係的法律調整，製訂了許多有關經濟方麵的立法，如錢法、稅法、鹽法、茶法等。
一、以“安民”利“繩頑”為立法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