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我們經常在錄音資料裏可以聽到的1949年開國大典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聲音，這已經成了一種曆史的符號和劃時代的聲音，其曆史價值是其它史料所難以替代的。從這段聲音史料裏我們可以直接地感受到開國大典那一刻的曆史氣息，可以直接感受到毛澤東作為領袖和曆史的締造者在宣布曆史的轉折時的語氣和心境。
聲景生態資料作為史料可以表達和傳承物化的史料所無法表達和傳承的信息。曆史研究直到最近一直是對文字和文物的研究，但是人類和自然界的曆史並非文字和文物可以完全承載的，聲音本身就是人類和自然活動的產物，是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它可以是曆史事件的載體，也可以是文化內容的表現形式。音樂是一種聲音，是承載了時代信息和作者或演奏者情感的聲音。但是我們對音樂史的研究，有錄音資料以前一直是對文字和出土樂器的研究，音樂考古其實是文字考古，因為古代的聲音我們無從知曉。這種對音樂史的研究不能不說是不完整，甚至是不真實的，因為幾乎所有的結論都是根據文字記載或描述所推測的，是一種猜測的曆史。
目前在國內的一些博物館和研究機構保存了一些出土的古代樂器，並根據這些樂器演繹出了古代的音樂作為有聲的“文物”展示給聽眾。如河南博物院的華夏古樂，湖北博物館的曾侯乙編鍾，西安的唐宮樂舞等。這些所謂的古樂並不是真正的古樂，因為出土的樂器隻有實物而沒有聲音，而中國的傳統記譜法實際上一種很原始、很模糊的記譜法，不足以根據出土的支離破碎的樂譜演繹出當時的聲音，更何況有些樂器幾乎就沒有流傳下來的樂譜。這些向今人展出的“古樂”幾乎都是現在的音樂考古工作者和音樂人根據自己的理解所“創造”的古樂。如果從古至今一直有有聲的資料流傳下來，我們今天就不至於隻好聽“現代古樂”了。可見，文字和實物史料在音樂研究中是不能代替原生性的聲音資料的。也是基於這個考慮，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全球範圍內開展了搶救有聲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項目，保存用現在的技術手段已經可以保存的聲音資料，向後人和未來真實地、原生態地傳承曆史。
俗話說“聽其聲如見其人”，這表明聲音資料的鮮活性和生動性，這也是文字資料和文物所無法替代的效果。當曆史事件用鮮活和生動的形式表現或重現出來，其曆史和文化價值也就得到充分的發揮和體現。在現有的科技水平條件下，難以完全重現已經發生過的曆史場景的全息視像場景，但是如果錄製手段達到一定要求，在物理上我們是完全可以恢複和重現某一曆史事件的聲音場景的，從聲景的角度重現曆史，給曆史研究提供一種可以鮮活地追溯曆史發生場景的手段。因此，保持聲景資料的原生性就顯得非常重要，隻有原生性的聲景資料才具有史料的價值。
聲音雖然是非物質的，但它卻必須以物質為記錄和存儲載體。由於技術的發展本身是漸進的，早期的技術手段記錄下來的聲音不一定能完全不失真地把它保存下來。人們目前所聽的錄音資料，都是通過電聲手段記錄和重放的，都是電聲。因此，如何在電聲技術的背景下，保持和追求聲景資料的原生性，是一個應該重視的課題。
人類對聲音的感知在有電聲技術以前一直是處於自然感知的狀態，人類所聽到的聲音都是原始的人聲、器聲、和各種自然界的聲音。而聲音作為人類社會信息溝通與交流的重要載體之一，承載了情感、文化、甚至社會價值觀等信息，聲音的傳播和交流也是文化和價值觀的傳承。在長期的人類社會活動和人類曆史的發展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與某種社會發展形態相適應的“聲音生態”，聲音生態其實也是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的組成部分。除了語音通信、漫無目的的隨意“休閑”和一些特殊場合外，更多的時候，人們“聽”聲音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感知聲音所承載或傳遞的內涵，從史料角度來看就是聲音資料中原生性的曆史文化價值。
自有電聲技術以來，自然的“聲音生態”受到了改變甚至破壞。這種情況與“轉基因”技術對植物遺傳的改變、“克隆”技術對人類繁衍行為的破壞有類似之處。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噪聲汙染對我們的日常生活直接造成影響，人們花了大量的精力和物力來控製噪聲，追求自然的“寧靜”。但是“聲音生態”的破壞對人類社會生態逐漸造成的影響人們似乎還沒有完全意識或重視到。這其中，電聲技術的濫用對文化和社會價值觀的破壞可能是最嚴重的問題。
1949年開國大典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聲音已經成了一種曆史的符號和劃時代的聲音。可是我們今天通過錄音帶所聽到的聲音並不是當時毛澤東的原始的聲音，而是當時的電聲技術記錄在錄音媒介上，並被歲月時間所侵蝕後的聲音，作為史料，這種低劣音質的錄音資料的原生性已經大打折扣了。我們所聽到的是低劣的電聲，而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聲。可是許多從事音像製作的人員還要刻意去保留和模仿這種低劣的音質，以表現曆史“痕跡”，這其實是對曆史的誤解。我們的責任是還原曆史本來的聲音，而不是用聲音來表現電聲技術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