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現代的譯法，“空間形勢”應當譯為“空間形狀”或“空間形態”。這段文字，明確表明“觀察者的心靈所占的地位以及波浪——量子論對電子最新的解說——底抽象性和不決定性是很顯著的”。德布羅意是在1929年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他的思想在歐洲的理論界、思想界流行的時候，正是梁宗岱在歐洲留學之機。瓦雷裏在科學上的知識淵博是著名的，他可能是通過瓦雷裏了解到了這一理論。
正是出於這一主客觀性相融的“現象”觀，在梁宗岱《屈原》一文中，才會出現一個表麵上看似矛盾的說法。李長之在《苦霧集》中評點梁宗岱的《屈原》時，指出作者有時為求美，而犧牲了邏輯，有些地方，文理不通。他舉的一個例子就是“武斷的現象”這一用法，他認為，“現象是客觀的事實，為何可以‘武斷’？大概作者是說‘武斷的意見’”。殊不知，在此時的梁宗岱的思想中，現象已並非純“客觀的事實”，它是融入了觀察者的“意見”的。
不管如何，在這篇有些與他的其他文章的主題顯得有些“相異”的論文中，梁宗岱以討論學術為借口，傳達了他對科學思想以及哲學思想的最新認識，指明了他深刻的懷疑主義精神。這一新境界，伴隨著他對當時學術界的強烈不滿（“我們底學和術始終沒有聯成一氣，而隻有模糊籠統的紙上談兵的學，和墨守成法的莫名其妙的術”），以及他本人對醫藥學的越來越強烈的興趣，在某種程度上講，直接促成了他的棄詩從藥的巨大轉變。在同一篇文章中，他用了不少筆墨提到中、西藥的現狀，以及他對隻學西醫的“術”的現象的不滿。中醫經過外國人的研究和提煉而功效顯著於全世界的例子，激勵他在寄語醫務工作者們能使“我們底醫藥界”“放出燦爛的光華”的同時，自己也投身到“發現一種新元素”的事業中。
因為此時的他，在詩歌純化的道理上，已經發現了一種相通的東西：蒸餾、三蒸、精煉、升華等一類詞，本來就是（據他自稱）他喜歡學“名譽祖師馬拉美”而向化學移用的。而他在製藥時候，“對於化學的興趣和偶然做的實驗”更使他“領悟這種應用的恰當”，既然科學與藝術是相通的，既然在科學中帶有觀察者的個人性，既然都是純化的工作，那麼，在製藥與寫詩之間建立起橋梁，進行直接的過渡，就是具有內在的邏輯性的，盡管在外人看來，這一過渡是突兀的、跨度太大的。
在《我學製藥的經過》一文中，梁宗岱大量地引用了自己的這篇《非古複古與科學精神》論文，為自己的製藥經曆做鋪墊，之後雖然有種種偶然因素的介入，但這一念頭，已經是奠定了。他後半生投入大量心血而製成的“草精油”和“綠素酊”中的“精”與“素”兩字，是他對純詩追求的回聲，雖然這一“上山采藥”的夢想是他的“童年”夢。
如果確實如梁宗岱自己所言，在十五歲之前還根本不知詩歌為何物，那麼，他的主要詩歌創作時間為1918至1944年。在黃建華等人編的《梁宗岱年譜簡編》上明確表明，正是在梁宗岱發表《非古複古與科學精神》之後兩年，在《試論直覺與表現》之同一年，梁宗岱開始致力研究中草藥。這絕非偶然的現象。
二十六年的創作曆程之後，詩人終於上山采藥，將他的筆隻用於翻譯。然而，正如詩人自己所言，也許過分精明的意識和理智會窒塞那不很充沛的情感：“太精明的工程師和裁判也許會殺掉我們那並不富庶的資本家。”詩人甚至清醒地意識到了自己正處於這樣一種意識的白熾化的狀態，已經無法繼續創作：“這或許正是我底現狀”，但他的另一個聲音馬上在告訴他，給予他希望，指明別的方向：“這有什麼關係？如果裏麵我們的詩人被窒死，難道另一方麵我們不會有所獲？”製藥這一需要身體的直接投入，需要更多的理性觀察而不需要來自情感、生活上的“資本”的工作，滿足了他這一全新的狀態，使他以同樣的熱情，“另有所獲”。所以，梁宗岱的棄文從醫，與蘭波的突然從詩壇上消失這一徹底決裂性的行為不同，它是詩人的思想、性格發展的結果，而翻譯這一同樣需要理性與形式感的工作，則繼續起了延續詩人才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