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主義的最大特點之一是它所追求的精神性。“靈魂”、“精神”等一類詞在象征主義詩人們的作品中多次出現，成為畫龍點睛、提綱挈領的重要概念。從蘭波的“為靈魂而靈魂”，到魏爾倫的“靈魂的某些令人心亂的異域”，到馬拉美“對精神的心靈的讚歌”，以及被它視為鼻祖的波德萊爾的“靈魂的深淵”，對靈魂與精神的領地的探索一直是象征主義的主線。
正如我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浪漫主義並非不講靈魂，相反，靈魂是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作鬥爭的最大武器，從這一角度上來看，視象征主義為浪漫主義的一個餘波也未必不可。然而，浪漫主義的靈魂直接上升到了上帝、創造者的高度。浪漫主義者的靈魂是一種博大的自信的基礎，也是一種全新的人文、社會思想的起始。象征主義的鼻祖們，如波德萊爾、蘭波、魏爾倫、馬拉美，至多隻能被視為浪漫主義的第三、四代詩人（假如我們視第一代為夏多布裏昂、拉馬丁，第二代為雨果、維尼，再加上繆塞、泰奧菲勒·戈蒂耶等）。他們是經曆了苦澀時代的詩人，是墜落了的天使。他們早已失卻了第一、二代的雄心以及社會改革上的大誌。曾經對激進的社會思想（以傅立葉、勒邁斯特等人為代表）感過一陣興趣的波德萊爾最終徹底放棄了對進步的信仰。對形式完美的追求，以及心靈、靈魂的“其他區域”的探尋，是浪漫主義之後所有重要詩派：帕納斯派、頹廢詩派、象征主義詩派的支柱。《新帕納斯》雜誌把波德萊爾視為同道，正是出於這樣一種傳承；因為波德萊爾比雨果更為明確地走在形式的道路上，將詩歌與其他所有“無關”的內容（包括進步、道德等等與詩歌並無直接關係的內容）排除出外。從某種角度來說，波德萊爾將詩歌從雨果式的“為了什麼而存在”的狀態下解脫出來，而成為“自足”的“為自己”之物。作品作為挖掘靈魂深處的詩人之產物，並不去創造世界，而是在創造著自身，以其自身的完美性，來完成詩人的使命，使詩歌成為自足之物，同時讓詩歌走上了“物體化”過程。這一物體化過程尤其體現在帕納斯派身上，因為該派的詩人們認為自己的任務就相當於精工細匠，製作出美麗、精巧的物品。在法國近、現代文學中，這種傾向一直存在，時常以某種變體出現，而且20世紀的現代文學，在小說中，從普魯斯特到最後的新小說派，都體現出這一傾向，而在詩歌中，則體現在像勒韋迪（Reverdy）、瓦雷裏、夏爾，尤其是篷日（Ponge）這樣的詩人身上。這一嚴謹性，以及與之共生的、將詩歌視為藝術品的態度一直深深地影響著梁宗岱，成為他對中國新詩狀況不滿的一大原因，並直接影響到了他對古典詩歌的懷舊與回歸。
梁宗岱的作品中，顯示出一種極大的精神氛圍。在他數量並不多的詩歌創作中，宗教主題的作品，或者含有宗教成分的作品，占了很大的比重。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他本人也頗為自得的《晚禱》二首，便具有濃鬱的基督教的氛圍：
不彈也罷，
雖然這清婉潺湲
微蕩著的
蘭香一般縹渺的琴兒。
一切憂傷與煩悶
都消融在這安靜的曠野，
無邊的黑暗，
與雍穆的愛慕下了。
讓心靈恬謐的微跳
深深地頌讚
造物主溫嚴的慈愛。
（《晚禱》，一）
我獨自地站在籬邊
主嗬，在這暮靄底茫昧中，
溫軟的影兒恬靜地來去，
牧羊兒正開始他野薔薇底幽夢。
我獨自地站在這裏，
悔恨而沉思著我狂熱的從前，
狂妄地采擷世界底花朵。
我隻含淚地期待著——
祈望有幽微的片紅
給春幕闌珊的東風
不經意地吹到我底麵前；
虔誠地，輕謐地
在黃昏星懺悔底溫光中
完成我感恩底晚禱。
（《晚禱》，二）
不管是稱頌造物主的慈愛，還是進行感恩的晚禱，其宗教色彩都十分明顯。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宗教情懷中，靜穆的氛圍是其中的主要特色。梁宗岱沉浸在“聖嚴的頌歌”的吟唱中（“晨雀唱了/在這晶瑩欲碎/藕灰微融的晨光裏/他唱出聖嚴的頌歌/讚美那慈愛的黑夜”——《晨雀》），將心靈的感受與對造物主的感恩聯係在一起（“是夜色深深，造物的慈愛深深，心靈的感受深深。”——《星空》）。“聖像”意象則出現在像《夜的夢痕》這樣一首散文詩中，成為總貫全詩的主要意象。詩中，我們可以看出，聖像是基督的形象。作者對此進行了高度的神秘主義的描寫，講述詩中的敘述者跟聖像之間的交流：
他無意識地望望壁上的聖像。鏡上的光，和他眼裏晶瑩的淚光，貫成了一道光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