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雲西行東歸，不僅完成了“修禮佛跡”、求取佛經的任務，還將沿途所見所聞及各國風土人情寫入《宋雲家記》，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極其珍貴的曆史資料。雖然《宋雲家記》早已散佚，但幸北魏秘書監楊銜之依據其書和《惠生行記》、《道榮傳》等有關記載，輯錄成《宋雲行記》，附於《洛陽伽藍記》一書內。這對了解當時阿富漢、巴基斯坦等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民俗和文化是極有價值的曆史資料，也是我國古代曆史文化遺產中的一份寶貴的文化財富。宋雲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傳播了友誼，增進了中西方各國人民的相互了解。
北周時期，雖僅短短二十多年的統治，但其施行西部修好和穩定的政策，為敦煌地區文化事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其間雖有周武帝宇文邕文化改革的毀佛運動，即“初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又將“三寶福財，散給臣下，寺觀塔廟，賜給王公，”但未及波動敦煌郡，北周即被隋代，所以對敦煌地區佛教文化事業的影響甚少。
敦煌莫高窟現存北周時期鑿建洞窟15個，其中不乏建築弘大的大窟，敦編第428窟，麵積達178.38平方米，內繪供養人像多至1200多身，其規模之大，內容之豐富，都是超越前代的。另有敦煌西千佛洞，現僅存16個洞窟中，就有北周時期洞窟3個，可見當年該處未毀之前，北周所開洞窟更不在少數。暫短的政治統治時間裏，能夠開鑿如此數量和規模的洞窟，足見其佛教興盛和文化事業的發展，也表明當時敦煌地區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富裕的程度。
為此，北周大詩人庚信遊曆敦煌時，寫下了吟誦敦煌莫高窟景致的詩句，更可佐證當時敦煌佛教、文化事業興盛三危上風翼，九坡度龍麟，路高山裏樹，雲低馬上人。懸岩泉流響，應知有姓秦。”北周時期的佛教文化發展，為隋唐時敦煌佛教、文化事業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
（第五節）敦煌莫高窟的早期石窟藝術(北涼、西涼、北魏、西魏、北周時期）一、敦煌莫高窟早期石窟藝術概況
敦煌莫高窟初創時期的洞窟已經很難尋覓，或許早已不複存在了。敦煌學學者們經過艱苦努力，從現存的早期洞窟中，通過比較、分析，找出一組十六國晚期、相當於西涼到北涼統治時期的石窟，即第267、268、269、270、271、272、275窟。
這一時期戰禍離亂頻繁，石窟題材和內容及表現形式，最富有時代的特征，反映了當時人們熱切地盼望“彌勒下生”，以解救其苦難的願望。窟內大都是以彌勒菩薩、禪定佛、說法佛為主的造像，在成排的闕形龕內塑著各種姿態的、救世人於水火的彌勒菩薩。
北魏平定涼州時，曾遭到沮渠氏的激烈抵抗，經過了反複的爭奪，佛法精深的涼州沙門都持械登城以禦魏軍。涼州陷落後，酒泉、敦煌等地繼續抵抗，最後沮渠氏殘部才被迫撤離敦煌遠渡流沙。但同時，柔然與吐穀渾經常侵擾元魏西境，敦煌地區還是不得安寧。時敦煌雖一度置鎮，但孤處危境幾乎自不能保，幸尉多侯率領敦煌軍民多次苦戰才穩定了下來。自是東西交通交流逐漸頻繁起來，地據兩關的敦煌也逐漸恢複了戰後的繁榮。此時興建保留至今的莫高窟洞窟有第251、254、257、259、260、263、265和487窟。其時主要窟型是人字披頂和中心塔柱的“塔廟”式或稱“支提”式窟，洞窟內壁畫除本生故事外，多以千佛為主要題材。
高歡、宇文泰分割北魏為東、西魏，元魏之際，柔然衰微，絲路暢通，北魏在敦煌撤鎮建立瓜州.宗室東陽王元榮為瓜州刺史，其任職曆北魏、西魏兩代，他十分佞佛，曾在莫高窟開鑿修建了很多窟寺，而且施寫了藏經幾百卷。這一時期現存莫高窟洞窟有：第246、247、248、249、285、286、288、431、435和437窟。其特點是將東傳於內地深受南朝文化影響的佛教、藝術又移植西來。同時曆史的戰亂和割據，使統治者感到自己政權的不穩，從而有《五百強盜成佛》這樣的故事畫，以佛教壁畫的意識形態措施反映當時的曆史現實。
北周一代雖統治敦煌僅24年，但東西交通暢通，其間在莫高窟很有建樹。曾經在敦煌莫高窟興修過佛窟的建平公於翼，正馳騁在西北河西走廊，為對付興起的突厥、吐穀渾而努力。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宇文邕滅佛時，也曾在瓜州大乘寺毀過幾座佛塔，但並198未影響石窟的興建，莫高窟至今還較為完整地保存著許多精美的北周洞窟15個。第250、290、294、296、297、298、299、301、428、430、438、439、440、442和461窟。其形製、繪塑風格，正是西魏到隋洞窟之間的過渡。壁畫內容首次出現了須闍提品、善事太子入海品，這些孝子和善兄惡弟的故事畫正是周武帝複古製、重儒術、沙汰釋道的反映，中國傳統的孝悌觀念與佛教善惡思想開始結合。這些北朝晚期的敦煌莫高窟藝術，內容豐富，描繪細膩，均以描述瞻詳而超越前代。特別是對人物描繪暈染手法的多樣化，在繪畫技巧上充滿了探索精神，為未來的隋代石窟藝術豐富的表達形式和能力積累，提供了製作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