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道武帝時，拓跋部向南發展，柔然勢力趁機逐步擴張，“西則西域之地。其常所會庭，則敦煌、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之”。這時，柔然進入了階級社會，建立了國家，提高了軍事戰鬥力。
5世紀下半葉，柔然同北魏常有來往，佛教已經敦煌傳入柔然中，西域商賈也時來貿易。
北魏正光元年(公元520年），柔然內亂。北魏分裂後，柔然先後歸屬西魏、東魏和北齊。其時，柔然屢為北方新崛起的突厥所敗，一些從屬部落也屢起反抗，為此他們陸續離開蒙古高原，向西遠徙。西魏恭帝二年(公元555年），突厥滅柔然，柔然人除原已入塞者逐漸與北方各民族融合外，主要部分轉移到了中亞和歐洲去了。柔然民族對促進西北與內地交往，中國與中亞、西域交流曾做出過傑出的貢獻。
北周的統一北方和隋朝繼起而統一南北，都是在民族融合的情況下進行的，反過來又促進了各族間的進一步融合。我們從敦煌戶籍殘卷中，看到不少姓名如白樹合、令狐仙尚、卑二郎、索思禮、安遊等，顯然來自少數民族，但他們在均田製下和漢人融為一體了。還有大量的如烏丸、丁零、盧水胡、屠各、羯、匈奴等民族，隋唐時已不見他們活動的記載，顯然他們已和漢人互相融合了。由於空前的民族大融合，中華民族增加了新鮮的血液，增添了新的活力，而敦煌地區地處民族融合的前沿，特別是通過當時的文化融合與再發展，做出了自己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貢獻。
（第二節）曹魏時期對敦煌地區的鬆散統治
東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爆發的黃巾大起義的主力，當年就被鎮壓下去了，但各地餘眾依舊堅持鬥爭。在鎮壓起義的過程中，各地官僚軍閥趁機擴張自己的勢力，戰亂頻繁，各豪強集團擁兵自立，形成了“群雄割據”的局麵，經過相當一段時間的混戰，東漢王朝已名存實亡，最終形成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麵。
公元208年，曹操赤壁戰敗後，開始了鞏固後方，統一關隴的日程。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命鍾繇率大將夏侯淵等由洛陽向關中、隴右推進，並親臨前線指揮，兩軍對峙於渭水。曹操利用韓遂、馬超為首聯軍的矛盾和相互猜忌的弱點，一舉擊潰了對立的關中隴右聯軍。到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韓遂身死，馬超敗走，曹操基本解決了在西北地區的勁敵。同時，曹操派遣大將夏侯淵攻殺了在袍罕(今甘肅臨夏）稱了三十年“河首平漢王”的宋健，隴右一帶從此都並入了曹操統治的勢力範圍之內。
建安二十五年，即魏黃初元年(公元220年），曹操病死，曹丕繼立為魏王。十月，漢獻帝讓位，曹丕稱帝，國號魏，追尊曹操為武皇帝，曹魏政權名實倶備，河西四郡陸續並入曹魏政權統治勢力之內。
當時的河西走廊及敦煌地區名義上為曹魏政權的勢力範圍，屬其管轄，但實際上“河右擾亂，隔絕不通”。武威顏俊、張掖張進、酒泉黃華，“各據其郡，自號將軍，互相攻擊河西大撓”。隻有敦煌信守魏地，較為安寧。其時恰遏原任敦煌太守馬艾病死於職，當時敦煌又沒有副職繼任，於是敦煌人推郡功曹張恭代行長史職務，統領敦煌。張恭為敦煌世族，平時為人練達持重，恪守信渝，品學端莊，受人尊重。他執掌敦煌郡事後，開始和曹魏朝廷取得聯係。他派自己的兒子張就親自去覲見魏王曹操，為敦煌請求太守。張就東行至酒泉，被割據酒泉的黃華扣留，並脅遙其投降。張就拒不屈從，並遣使密信於其父張恭，要求以大局為重，出兵酒泉，討伐叛逆黃華，且不要顧及父子之間的小愛而延誤國家之大計。於是張恭一方麵派他的從弟張華率兵攻取酒泉的沙頭、乾齊(今玉門市境內地)二縣，並親率一支勁旅“尋繼華後，為首尾之援”。另一方麵，他又選派精騎二百悄然沿長城一線繞道酒泉北塞，由間道進入張掖，對割據張掖的張進給予突然襲擊。果然張進措手不及無法應付，急忙向酒泉黃華求援。此時，黃華也精疲力竭，窮於應付。欲東救張進，又怕張恭抄其後路，腹背受敵，在恐懼之際進退維穀，無奈敗局已定，張進、黃華隻好東走金城向魏投降。河西走廊一帶正式歸於曹魏一統。魏又派尹奉為敦煌太守，維持這一地區的統治。河西走廊地區和敦煌及西域的道路暢通了。
黃初二年(公元221年），曹丕特下詔書，表彰張恭護境平亂的功績，賜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己校尉進駐西域。張就隨後也被提升為金城太守。張氏父子為曹魏時期邊地的平安和通暢做出了貢獻，為後人所傳讚。
從東漢（公元25-220年）到三國時期(公元220-265年），屯墾的範圍日益擴大。其中有著名的青海、河西走廊和新疆的屯墾區。
特別是曹魏時期大興屯田，軍隊就地實行軍屯以充糧餉；招募遷徙農民組織起來民屯，並設置了屯田官。這在一定意義上促進了河西及敦煌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
曹魏時，還大力推廣使用耬犁和先進的耕作技術。耬犁耕作下種法，始創於西漢的趙過，曹魏嘉平中，皇甫隆為敦煌太守，推廣到敦煌一帶，並改進了灌溉方法。“初，敦煌不甚曉舊常灌溉潘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耬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參穀更少。隆到，教作耬犁，又教衍溉。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農具的廣泛使用和水利灌溉的發展，既適應了當時大規模屯田和恢複農業生產的需要，更是曹魏時期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因素。同時，小農經濟或自耕農的個體經濟，是當時田租戶調的主要承擔者，也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