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腳步匆匆向前，承載著蔽體、示美等功能的衣裳也如影隨形，或急或緩地敘述著曆史的過往，或肥或瘦地裝扮著人們的生活。在典雅與綺麗之間，在簡約與繁複之內，頭冠承頂著禮儀的風範，足履踩踏著習俗的變遷。而今，回望羅衣飄飄的時代，細數那些曾經的衣冠帽履、玉佩朱環，感慨並非來自於消失本身的遺憾，因為逝去的永遠無法追回，況且也無須讓“未來”與“過去”比肩；揭示消失的本源、追憶流失的內涵，才能讓絢爛華夏的衣冠也美化我們精神的家園，讓穿衣著服的文化積澱成為我們力量的源泉。
逝去與存留，逝去的是衣冠之形貌，存留的是衣冠之文明……
飄飄羅衣今逝去
華夏衣裳有著5000年的文明，而“衣冠王國”的原始記憶多無金石之固的確鑿證明，但正如梁思成在《中國建築史》中所說：“（視建築）且如被服輿馬，時得而更換之，未嚐患原物之久暫，無使其永不殘破之野心。”磚瓦堆積的建築之中尚蘊含著“變化”的主題，被服之絲柔之內則更多體現了一種思變之意。當然，這種變化並非個性化的隨性而為，而是承載了氣候、文化、生產力、社會政治變革等多種因素。在這其中，氣候作為一種客觀因素對服飾變化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
氣候
中國幅員遼闊，南北縱橫，東西有別，生活在不同區域的人因之創出多種不同的生活方式。服飾作為衣食住行之首、保暖避寒之物，更是在不同類型的氣候條件之下發生著相應的變化。正如《讀通鑒論》卷十二所述：“三代以上，淑氣聚於北，而南為蠻夷。漢高帝起於豐、沛，因楚以定天下，而天氣移於南。郡縣封建易於人，而南北移於天，天人合符之幾也。天氣南徙，而匈奴始強，漸與幽、並、冀、雍之地氣相得。故三代以上，華、夷之分在燕山，三代以後在大河，非其地而闌入之，地之所不宜，天之所不佑，人之所不服也。”
從地質地理學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古代中原地區大致經曆了五個暖期，六個小冰期。服裝的形製隨著冷暖天氣的轉換也相應發生了一些變化。商周時期，黃河流域氣候較暖，服裝質料多以帛、絲為主，一般民眾則是葛布或褐。殷商時代的絲織技術已相對較高，馬頭娘的傳說也說明這一地區蠶絲產量不少。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諸國分布的地域廣泛，氣候形態也因地域的區隔而有所差異，各諸侯國的服飾也有所不同，正如《墨子·公孟》中所雲：“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勾踐剪發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
西周時期冷氣侵入，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小冰河期。《竹書紀年》記載當時長江和漢江都曾經結冰。服飾與之相適應，形成了三晉服飾樸質，齊魯服飾通風，北方中山和燕地服飾厚實的特點。而東南吳越、南方楚地、西南巴蜀的服飾則輕麗、寬鬆，顯示了服飾與地域的關係。
秦漢氣溫較高，因此當時有薄絲綢織成的禪衣、貼身的汗衫和紈絝。正如《漢書·賈誼傳》所說“白穀之衣，羅紈之裏，以編諸，美者黼繡”。同時，從長沙馬王堆出土的“薄如蠶翼”的紡織品來看，這一時期中原地區應該較為溫暖。
西漢末至隋初氣候又開始轉寒，是中國曆史上第二個小冰期。《徵典》記載：“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冬大寒，北海東萊、琅琊井中冰厚尺餘。”此時袍、襖、襠等質料較厚、保暖性較好的服飾廣為流行，且這個時期的靴子較多，可以想見當時氣候的寒冷。雖然這時出現了輕薄袒胸的衫，但這種衫始終不能全麵流行。
隋唐五代時期中原地區較暖，竺可楨的研究認為，這一時期的氣溫比現在高出大約1℃左右（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這一時期男子多穿葛麻製成的袍衫，女子則著袒胸露乳的短袖或大袖襦裙，夏季流行木屐。
宋代自北宋太宗雍熙二年之後，氣候急劇轉寒，中國進入第三個小冰期，長江洛陽一帶的柑橘等果樹全部凍死，淮河流域、長江下遊和太湖流域都曾經結冰。與之相適應，宋代婦女服飾較唐代保守，長的褙子和棉的襖在這一時期流行。襖的形製本屬於短襦中的一種，但此時人們一般稱內置棉花的襦為襖，久而久之，襦襖合流，襦製斷絕。
元代屬於寒冷氣候期。蒙古高原氣候幹燥而寒冷，衣著重厚是必然的現象。笠帽和質孫服的流行都是例證。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後，皮毛衣服所占比例仍很大。
明清時期包含了中國曆史上第四到第六個小冰河期。棉夾襖在明清廣為流行，而清代的坎肩、褲子一般內絮棉花，以增加保暖的效果，反映出當時的寒冷氣候。
從中國曆代服飾的形製及其質地可約略看出，氣候條件怎樣形塑了最符合當地自然環境的服飾。從某種程度上說，氣候決定衣料的選擇，衣料又影響服飾的形製。因此，某些服飾的產生與消失與自然環境的變化有很大的聯係。
社會變革
如果說氣候對服飾的影響是外在的，那社會變革的影響則是人為因素。從中國服飾的曆次演變來看，吸收與融合是促使服飾產生變化的主要原因。
從曆史發展來看，傳統服裝大致經曆了四次大的變革。
戰國時期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是中原服飾積極吸取外來民族服飾的首次嚐試。戰國時期，趙國北方胡人部落（少數民族）都是上穿短衣，下著長褲，搭弓射箭，騎馬作戰，動作靈活。而漢人軍隊則是穿長袍，坐戰車，動作遲緩，因此在戰爭中經常處於不利地位。公元前302年，趙武靈王進行改革，引入緊瘦合體的北方民族服飾——胡服，並教士兵學習騎射。盡管此舉受到多方非議和阻撓，但趙武靈王不為所動。胡服騎射，最終使趙國成為當時的“七雄”之一。雖然胡服騎射的目的在於戰爭，但緊衣瘦腿型服製、褲裝及靴子的引入，給寬袍大袖的中原服飾輸入了新鮮血液。
第二次是魏晉隋唐時期的南北交融與中西交流。這一時期民族間的交流增加，中西文化也在碰撞中相互吸收。民族服裝的元素在漢服中進一步增加，如褲褶（上衣下褲）、襠（小背心），以前僅在軍旅中穿著，後來也流傳到民間。絲綢之路引來的不隻是“胡商”，還有隨胡人而來的文化，尤其是最為表象化的服飾，影響了當時人們的著裝。《唐書·五行誌》中記載：“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元稹有詩雲：“自從胡騎起煙塵，毛毳腥膻滿鹹洛，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白居易《長恨歌》中的“霓裳羽衣舞”即是胡舞的一種，而舞者的衣裳在當時被看作是時尚之服。同時，這一時期，伴隨著佛教的興盛，來自印度的佛學也漸被消化吸收，融入到漢文化中。佛學對圓的追求，在服裝上亦表現為珠圓璧潤。女裝中的袒領披帛最終發展成了貴婦禮服中的霞帔，男子的圓領衫也與之有著密切的關聯。這種空前的文化大交流促使中原服飾更加多元化。
第三次變革是距今300多年的剃發易服。這是一次對漢服進行了極大打擊的變革。為保持滿族的鐵血之勢及異化漢人之心，剃發易服曆經了血腥的過程。寬衣博帶被長袍馬褂所代替。但隨著康乾盛世的到來，在民間人們好像漸漸地淡忘了順治之前的著裝，開始習慣並理所當然地接受了當權者的著裝。這種對統治階級優越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模仿，使得華夏衣冠漸漸消失。
第四次變革發生在民國時期，“剪辮易服，西服東漸”是這一時期的特征。維新變法、辛亥革命之後，有識之士們都意識到要改變當時國民的心態和形象，必須從服裝開始變革。當漢人重新獲得了選擇權的時候，人們卻變得有些彷徨：“恢複古製吧，自黃帝以至宋明的衣裳，一時實難以明白；學戲台上的裝束吧，蟒袍玉帶，粉底皂靴，坐了摩托車吃番菜，實在也不免有些滑稽。所以改來改去，大約總還是袍子馬褂牢穩。雖然也是外國服，但恐怕是不會脫下的。這實在有些稀奇。”（魯迅：《洋服的沒落》）但事實並沒有向人們預想的方向發展，而是漢裝、滿裝、西裝搭配同時存在，可以說這是中國服裝史上最異彩紛呈的時期。直到孫中山先生創製出中山裝，才實現了中西服飾文化的融合。應該說中山裝是中國服裝史上的一大創舉，更是一次影響深遠的服飾改革。
傳統文化
服飾作為一種文化形態，貫穿於中國古代各個曆史時期。同時服飾又幾乎是一個文明綿延的縮影，尤其對於注重“衣冠禮儀”的華夏文明而言，其觀念意義遠大於它的實際功能。服飾之中蘊含著古人的文化審美傾向和思想內涵。根植於特定時代與文化背景下的服飾，也因此具有了深深的時代烙印。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它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這一思想也是中國服飾文化的哲學基礎。中國服裝的著裝季節、著裝環境、衣料的質地和剪裁手法等，都體現了和諧與統一的精神，如冠履之製中的“天冠地履”、“戴圓履方”；深衣“圓袷方”中的“天圓地方”觀念；“玄衣裳”中的“天地玄黃”等等。
魏晉時期，占統治地位的兩漢經學崩潰。煩瑣、迂腐的讖緯和經術在時代動亂和農民革命的衝擊下垮台。沒有了過多的統治束縛，沒有了皇家欽定的標準，文化思想領域比較自由開放，玄學的興盛也激發了那個時代的熱情。文人意欲進賢又怯於宦海沉浮，隻得自我超脫，除沉迷於酒樂之外，便在服飾上尋找宣泄，以傲世為榮，故而寬衣大袖，袒胸露臂。士人們認為天地萬物以無為本，強調返璞歸真，一任自然。竹林七賢主張道家的“自然主義思想，抨擊虛偽的儒家名教”，表現在裝束上則是袒胸露臂，披發跣足，以示不拘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