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邁出社會變革的第一大步是承認侵略戰爭的“錯誤”和失敗。同時，天皇的身份也由“神”轉向了“人”。這是由於他們非常希望重新獲得在和平國家中受尊重的地位，而這就要求一定要實現世界和平。
戰後，美國在管理日本方麵所發揮的相應的作用，對此美國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自豪。8月29日，美國通過電台發布了對國務院、陸軍部以及海軍部的聯合指令，宣布了自己的政策，並由麥克阿瑟元帥成功地付諸實施。然而，引以為豪的原因卻常常被美國的報刊和電台中的黨派性的讚揚或批評弄得模糊不清，隻有極少數充分了解日本文化的人才能確定既定政策是否恰當。
對日本占領的性質是其投降時的一個重大問題。戰勝國是應該利用還是廢除現存政府，尤其是天皇？每個縣市的行政是否都應在美國軍政府官員指揮下進行管理？在占領意大利和德國時采取的方式是在每個地區設立A。M。G。（盟軍軍政府）總部，將其作為戰鬥部隊的一部分，盟軍的行政官把持著地方的行政權。打敗日本時，太平洋區域A。M。G。官員仍然預料這種統治體製也會在日本建立。日本人也不知道他們自己還能保留多少行政方麵的權力。波茨坦公告上隻是說：“必須占領日本領土上經盟國指定的地方，以確保吾人於茲所示之根本目標。”以及必須永久排除“欺騙及錯誤領導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強權和勢力”。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分別給麥克阿瑟將軍發出了聯合指令，對上述各節作出了重大決定，並獲得麥克阿瑟將軍司令部的全麵支持。本國的行政管理和重建工作將全權由日本人負責。“最高司令官將通過日本國政府的機構及包括天皇在內的諸機關行使其權力，隻為能促進滿足美利堅合眾國的目標。在最高司令官（麥克阿瑟將軍）的指令下，日本國政府將被允許就內政行使政府的正常職能。”因此，麥克阿瑟的對日管理區別於盟軍對德或對意的管理。它是一個最高司令部自上而下地利用日本各級的官僚機構。最高司令部的通告不是發給日本國民，或某些縣市的居民，而是發給日本帝國政府，規定日本國政府的工作目標是它的當務之急。如果某位日本內閣大臣認為不可能實施，可以提出辭職來抗議，但如果他的建議合理，則可以依照他的建議修改指令。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種大膽的管理方式的好處是十分明顯的。正如當時希德林將軍（General Hilldring）所說：利用這種占領日本國政府的方式所取得的好處是巨大的。如果沒有利用日本國政府，我們務必要有直接運轉管理一個7000萬人口國家所必需的全部複雜機構。因為他們有與我們不同的語言、習慣和態度，所以通過淨化並利用日本國政府，我們能節省大量的時間、人力和物力。換句話說，我們是提供具體指導，而不是要求日本人自己整頓自己的國家。
這一指令在華盛頓製定之初，許多美國人仍然擔心日本這個怒目而視、伺機報複的民族也許會采取倨傲和敵對態度來消極抵製一切和平計劃，但後來證明這些擔憂是多餘的。其主要是因為日本的特殊文化，而不是有關戰敗民族和戰敗國的政治、經濟等一般真理。可能沒有一個民族能夠像日本這樣順利地接受這種信義的政策。在日本人看來，從嚴酷的戰敗現實中排除屈辱是這種政策的最大象征，從而促使他們自己實行新的國策，而這一切正是因為特異文化所形成的特異性格，所以他們才能如此欣然接受。
在美國，我們曾不斷爭論談和條件的寬嚴，但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此，而是如何嚴如其分地摧毀傳統的、危險的侵略性模式，建立起新的目標。然後根據該國國民的性格和傳統的社會秩序來選擇采取何種手段。在家庭生活和市民日常生活中，普魯士的權威主義根深蒂固，這就需要對德國製定某種談和條件。明智的談和條款對日本應該不同於對德國，因為他們如此不同。德國人不認為自己對社會和曆史欠恩情，他們不是為了償還無窮的債務或恩情而努力奮鬥，僅僅是為了避免淪為犧牲者。在德國人的眼中，父親如同其他占據高位的人一樣，是一個權威的人，是一個“強迫別人尊敬他”的人，是一個得不到尊敬就不舒服的人。生活中，每一代青年時期的兒子都反對權威的父親，然而等他們長大成人後，與父母一樣，最終還是屈服於單調無味、沒有激情的生活。一生之中的最高峰是青年叛逆的狂飆年代。
極端的權威主義並不是日本文化中的核心問題。所有西方的觀察者幾乎都認為，日本的父親對孩子的關懷和鍾愛在西方似乎難得一見。日本的孩子普遍認為與父親有某種真正的親愛是理所當然的，常常會公開誇耀自己的父親，以至於孩子會因為父親稍許改變的聲調就會按父親的願望行事。但是，父親絕不是幼兒的嚴師，青年時期也絕不是反抗父母權力的時期。相反，孩子進入青年時期就成為一位在世人判斷麵前家庭責任的馴服代表。對日本人來說，“為了學習”，“為了訓練”，他們尊重父親。換而言之，作為尊敬對象的父親是等級製和正確待人接物的超人格象征。
兒童這種在同父親早期的接觸中學到的態度會成為整個日本社會的一種模式。在等級製度中，位居上層而受到最高崇敬的人，其本身並不掌握專斷權力，居於首腦地位的官員也不行使實權。上自天皇下至底層都有顧問和隱蔽勢力在背後操縱。20世紀30年代初期，一位黑龍會式的超國粹團體領袖在與東京一家英文報紙記者的談話中，最準確地說明了日本社會的這一側麵。他說：“社會（當然是指日本）是一個三角，但它已被大頭針固定住一角。”換句話說，三角形是大家都看得見的，而大頭針則是看不見的。三角形總是圍繞著一個隱蔽的軸有時往右偏，有時往左偏。用西方人的俗話說就是，凡事都要用“鏡子”來反映，力求不要把專製權力露在表麵，一切行動都顯示對象征性地位的忠誠，盡管這個象征性地位經常不行使實權。一旦發現那被剝掉假麵具的權力的泉源時，日本人就認為它就是剝削，並且是與他們的製度不相稱的，好比對高利貸者和暴發戶的看法一樣。
正是由於日本人觀察他們社會的角度不同，因此，反抗剝削和不義卻不會讓他們成為革命者。他們並沒有打算破壞他們的社會組織。隻是可以在毫不批判其製度本身的情況下，像明治時代那樣實現最徹底的變革。這種變革被他們稱之為“複古”，即回到過去，因而他們不是革命者。西方的著述家有的寄希望日本能在意識形態方麵掀起群眾運動，有的誇大戰爭期間日本的地下勢力並指望他們能在投降前夕掌握領導權，還有的則預言激進政策將在戰後的選舉中獲勝，可惜他們都嚴重錯誤地估計了形勢。1945年10月組閣時保守派的首相幣原男爵發表的下述演講最準確地表達了日本人的想法。
“新的日本政府具有尊重全體國民意願的民主主義形態……自古以來，天皇的意誌被認為是國民的意誌。這也就是明治天皇憲法的精神，我所謂的民主政治正是這種精神的真正體現。”在美國讀者看來，對民主的如此解釋簡直毫無意義。但是有這種複古解說的基礎，與西方意識形態相比，日本無疑更易於擴大國民的自由範圍，增進國民的福利。
當然，西方的民主政治體製在日本也將實行。但是，正如在美國那樣，西方的製度並不能成為改善世界的可資信賴的工具。普選和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機關盡管能解決許多問題，但同時也產生許多困難。一旦這些困難持續，日本人就會修改我們所賴以實現民主的方式。那時，美國人將憤然宣稱這場戰爭隻是徒勞。即使我們相信自己的辦法是最好的，但普選在日本重建和平國家的過程中至多隻能占次要地位。日本自19世紀90年代試行第一次選舉以來，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小泉八雲（Lafcadio Hearn）當時所記述的那些傳統困難今後還會重複出現。
在激烈選舉戰中，確實絲毫不存在個人的仇恨，但卻犧牲了不少生命。議會中讓外人驚的激烈論戰、暴力很少屬於個人之間的對抗。政爭的實質是藩閥之間、黨派之間利害的鬥爭，而不是個人與個人的鬥爭。並且，每一個藩閥或黨派的熱誠追隨者隻把新的政治理解為新的戰爭——一種忠於領袖利益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