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次，《心成頌》注文，首見於宋陳思《書苑菁華》。稍後，蘇霖《書法鉤玄》亦有輯錄。《菁華》問世於南宋理宗前後，上距天寶，尚有數百年之遙，以此為《頌》注斷代，太過寬泛。有鑒於此，茲複取唐人韋續《墨藪》，用資參校。《墨藪》書雖不偽，然因其雜纂舊文，斷章取義，後人多有訾議。故筆者之說，實不過一家之言而已。
按，《墨藪》合王僧虔《筆意讚》、智果《心成頌》為一篇，名曰《書訣》。其中，《心成頌》隻有正文，不見注解。筆者以為，此即韋氏所見《心成頌》原貌。《墨藪》有晚唐呂總《書品優劣》一篇，又，該書《唐朝書法第二十一》記雲：“文宗開成三年，以諫議大夫柳公權為工部侍郎，依前翰林侍書。”是知《墨藪》成書必在唐末，質言之，《心成頌》至唐末仍未有注。
朱長文《續書斷》雲：“下至於五代，天下罹兵革之憂，不遑筆劄。”確實，唐末五代，喪亂弘多，書教式微，且曆紀不過百年，值此刀兵之世，恐無人有暇為《心成頌》作注。下及兩宋，作偽之風日熾，——傳世技法名篇《三十六法》，托名歐陽詢，即為其例，《佩文齋書畫譜》題此篇雲：“諸本都附歐陽詢後，今考篇中有高宗書法、東坡先生及學歐書者等語，必非唐人所撰。”因此，就一時風習而論，《心成頌》注文，極有可能為宋代閭裏書師據《玉堂禁經》附益而成。幸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三）清人誤讀《心成頌》
準確理解《心成頌》原文，是探究其理論意義的前提。舊注之誤以及宋無名氏之歧見，已並見於（宋）蘇霖《書法鉤玄》卷一，此不贅。茲拈取一例，以見清人誤讀《心成頌》，竟亦有走火入魔者。包世臣《藝舟雙楫·記兩棒師語》：“仲虞出其說《心成頌》文，謂此乃傳立書之法。拔鐙止宜於坐書，至長幅大字，不得不立書者，則其法著於《心成頌》，而注家誤會於其言執筆安足者，皆以字體劃形說之。蓋立書長幅，必不能用左手稱翼如之勢以平其氣，是以右半腹必貼幾，右腹貼幾，則左半腹側離幾，左足舒而往後，則氣不至偏右而上浮，故言‘長舒左足，潛虛半腹’也。右手斜伸，如一角向前者，則右肩必展，故言‘回展右肩，峻拔一角’也。”按，此說甚迂。《心成頌》“肩”“足”“角”“腹”以及後文“背”“目”雲雲，皆是以物象喻書體，清人望文生義，以“喻體”等同“本體”，緣木求魚，令人噴飯！眾所周知，唐以前本無高腳桌椅，紙幅亦不過尺餘，“立書長幅”豈能如清代之隨處可見？按照此一邏輯，謂《心成頌》所傳之法為據石書丹、為堊牆題壁、為引車賣漿、為坦腹東床，又有何不可？
所以，必須強調：《心成頌》前十六句論單字間架結構，末二句兼及章法，此絕對不容置疑。否則，一切討論，都將淪於徒勞。舊注雖鄙俚多誤，仍屬微觀問題，其宏觀理解，尚未背離正文原意，足供後人采擇。
（四）《心成頌》非專論楷書技法
近世學人，謂《心成頌》專論楷書技法，眾口鑠金，幾成“定讞”。筆者反複玩閱原文，深覺此說不妥，試略作商榷。
其一，從文字學角度看，鍾繇以後，楷書始廣為應用，至晚唐柳公權，楷書技法方臻於極致。換言之，由鍾繇到智果，此三四百年之間，楷書技法仍處於積累、發展及探索時期。隋代，楷書雖已見諸銘石，然日常所用尺牘，卻由行草、行書、行楷統轄。其麵目當與王羲之《蘭亭序》、《二謝帖》、智果《梁武帝古今書人優劣評》等完全相同。是知《心成頌》原意，本以行草、行書、行楷等尺牘書體渾而言之，誠非僅僅以正楷立論。
其二，考《心成頌》注，其於正文章句解讀雖訛誤叢出，然此注非僅僅以楷書一體為據，亦為事實：
A、“繁則減除”句注雲：“張（芝）書‘盛’字，改從‘血’從‘皿’也。”前已論及，此注有悖小學常識，不當為之諱言。然而，注者稱引張芝作品，卻大可玩味。眾所周知，張芝為漢代草書名家，後世有“草聖”之譽。然張芝作品流傳於唐宋，無論真偽，要亦不出章草、今草二體，蓋漢世尚未出現楷書。是知此注所引張書“盛”字，不是章草，就是今草。
B、“合如對目”句注雲：“謂逢也。‘八’字、‘州’字皆須潛相矚視。”按，“州”字楷書、行楷、行書、行草的體勢變化較多，注者所引，究為何種麵目，已不得而知，此略而不論。至於該注所引“八”字，寥寥兩畫，其分合之勢，甚易坐實。稍具書法常識即知，“八”字作草書、行楷二體，其左右兩畫，可“分”可“合”，較為自由；然要以“合”者居多；“八”如作正楷，則隻有“分”之一途！注者既然選用“八”字解說“合如對目”句，其所用形體，必非正楷無疑。所謂“逢也”、“潛相矚視”雲雲，意即指此。
（五）《心成頌》的理論意義
比較王鎮遠《中國書法理論史》、蕭元《書法美學史》，王氏論《心成頌》，僅止乎章句解讀，於該篇之理論意義，幾無所得；蕭氏章句解讀雖有誤，然其人博涉中西，且專治文藝理論，故宏觀見識較王氏高出許多。惜其語焉不詳，隻有如下數行，可資借鑒：
《心成頌》第一次把書法藝術作為一個具有自我生存、自我轉換規律的語言係統，將其劃分為幾個不同層次，並從審美的角度對漢字的結構作了純形式分析。其中並沒有中國傳統象征思維的浮豔詞藻和離奇想象，沒有宗法社會牽強附會的倫理說教，概念明確，思想清晰，是書法美學理論中不可多得的珍品。智果對漢字造型結構的分析，成了唐人‘尚法’的先聲。
按，蕭氏此說，獨具史家慧眼，亦頗能切中肯綮。遺憾的是，蕭氏無力辨偽，致以將《心成頌》正文與注解混為一談，薰蕕同器尚懵然不知。
今論《心成頌》，當剔除舊注，單取正文。
1.技法論的元祖
自兩漢迄於六朝，中國書法理論處於其萌芽、自覺時期，然著述流布，業已洋洋可觀。其中，書史觀、書家論、書體論、風格論、創作論、鑒賞論、批評論、器用論均不乏名手名作。然而，涉及形式問題的“技法論”則尚未出現（蔡邕《九勢》、衛夫人《筆陣圖》、王羲之《筆勢論》皆出於偽托，此不論）。為便於討論，茲對隋以前主要書論著作略作分類，某些篇章，兼涉數類，則取其主要趨向。
由此可見，“書勢”及鑒賞品藻構成了漢魏六朝書論體係的骨架。其審美思想，倚重以物象喻書，強調整體觀照。此固為時代特色，然這一“形而上”的思維模式，亦注定難以深入到微觀的技法層麵。換言之，漢魏六朝書論尚無力進行純粹的“形式分析”。在這一意義上，《心成頌》可許為中國書法“技法論”的元祖。
當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脫離曆史發展進程而孤立存在。《心成頌》與前代書論的淵源關係，仍有線索可尋。筆者認為，梁武帝《觀鍾繇書法十二意》與《心成頌》頗有氣息相通之處。《十二意》雲：“補，謂不足也；損，謂有餘也。”按，《心成頌》“繁則減除”“疏當補續”二句命意與之近同。細審《十二意》“均”“密”“巧”“稱”諸條論旨，其於《心成頒》正文之中，亦有變相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