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是宋代文學發展的黃金時代，歐陽修等人倡導的詩文革新在這一時期取得了全麵的成功，不僅“古文”取代駢文成為中國散文的正宗，並且湧現出王安石、曾鞏、蘇氏父子等一批古文大家。宋詩也開始自具麵目，從嘉到元，形成以蘇、黃為代表的宋詩創作的高峰。尤其是詞的創作，自柳永開創慢詞之體後，發展迅速，湧現出秦觀、晏幾道、賀鑄等一批優秀的詞人。這是一個需要大家而湧現大家的時代，所以20世紀對宋代詩、詞、文的研究多把這一時期的作家和創作作為重要對象。除了歐陽修、蘇軾、黃庭堅我們將列專章外，有關這個時期其他作家的研究情況，都將在本章作具體的介紹。
梅堯臣和蘇舜欽是開創宋代詩風的重要作家，在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前期有較大的貢獻，獲得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的高度評價。他們的詩風互有異同，在一定程度上共同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文學思潮，因而20世紀的許多文學史著作及相關論著，常將他們放在一起論述。
一、對梅、蘇的總體評價
1949年以前的許多文學史著作都指出，梅、蘇二人在當時詩風轉變中起了關鍵的作用。謝無量《中國大文學史》指出：“要至蘇子美兄弟及梅堯臣出，而後詩體一變。子美兄弟又與穆修伯長尹師魯諸人為古文，而文體一變。”柯敦伯《宋文學史》說：“梅堯臣之詩，劉克莊稱為宋詩開山祖師，有聖俞出，然後桑濮之淫哇稍息，風雅之氣脈複續。非過論也……葉燮謂開宋詩一代之麵目者，始於梅堯臣、蘇舜欽二人。然二人詩格實不相同。《六一詩話》雲：‘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錢基博《中國文學史》說：“宋初詩人，台閣之昆體，專宗李商隱，其氣靡；山林之處士，不出姚合，其勢仄。自蘇舜欽始窺李杜，而宋詩之勢始雄，氣始舒；至梅堯臣專攻韓孟，而宋詩之體始峻，筆始遒。”
有的學者雖承認梅、蘇開風氣之先的作用，但對二人的評價不太高。方孝嶽《中國文學批評》認為：“《後村詩話》說，開宋詩風氣的人，是梅聖俞，不是歐陽修，這話固然不錯，但實在梅聖俞的詩，也完全虧得歐陽修的提倡。梅聖俞並且自歎再作詩三十年，亦不能趕得上歐陽修的《廬山高》。”羅根澤也指出，梅堯臣與蘇舜欽是歐陽修詩文革新的先鋒，“梅堯臣長於歐陽修，他的詩名也與歐陽修的鼓吹有關，蘇、梅的努力創作誠然不可磨滅，可是假使沒有歐陽修的揄揚，則聲名影響恐怕都要減損。”顧隨《宋詩略說》雲：“仁宗初年蓋宋最太平時期，當時有二作家，即蘇舜欽子美、梅堯臣聖俞，歐陽修甚推崇此二人，蓋因歐感到西昆之腐濫，梅、蘇二人開始不作西昆之詩，此為‘生’，然可惜非生氣（朝氣），而為生硬。同時，蘇、梅生硬之風氣亦如西昆之使然，成為宋詩傳統的特色。宋詩之生硬蓋矯枉過正。蘇、梅二人開宋詩先河，在詩史上不可忽略，然研究宋詩可不必讀。”
1949年以後的文學史論著常將梅、蘇並提，給予肯定性的評價。中國科學院文學所編《中國文學史》（二）說：“在反對西昆派的鬥爭與奠定宋詩一些特色方麵，梅堯臣和蘇舜欽都起過相當的作用。”遊國恩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三）認為：“蘇舜欽以詩和梅堯臣齊名，時稱蘇、梅。實際上他們的性格‘放檢不同調’，詩風也很不一樣。蘇舜欽雖曾以‘會將趨古淡’自勉，但他的詩終究是粗獷豪邁的，和梅堯臣的委婉閑淡顯然不同。梅詩對統治階級罪惡的揭露是比較和平含蓄的，而蘇詩指陳時弊，則直截痛快，略無隱諱。”周義敢、周雷《梅堯臣詩的曆史評價》一文，詳細分析了宋、元、明、清人對梅堯臣的評價後提出：“梅堯臣是宋代傑出的詩人……為宋詩開辟了新的道路，使之形成了不同於唐詩的新麵目。對於自南宋至清末的詩壇，他的詩曾有過程度不同的影響。”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也認為，蘇舜欽是積極推動詩文革新的，梅堯臣是宋詩的開山祖師，在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中，歐陽修和蘇、梅“都起了掃清道路的作用，經過他們的共同努力，為宋詩樹立了新詩風”。
蘇、梅詩風異中有同，因而兩人之間的比較也就成為許多研究者的話題。劉經庵在《中國純文學史綱》中比較兩人的藝術風格，說蘇詩“其豪放俊爽，軒昂不羈，筆力矯健，風骨橫絕”；梅詩“古淡深遠，精微一似韋、柳”；二人“一個超邁橫絕，一個深遠閑淡，這是他們的不同點”。朱傑仁《北宋詩人梅堯臣和蘇舜欽的比較研究》指出，他們都強調文學作品要有充實的思想內容和積極的社會功用，在形式上反對追求片麵的工巧和過分雕琢，都寫出了不少反映民生疾苦的佳作，此是二人之所同；不同之點，是在“文”與“道”的關係上，蘇舜欽缺乏辯證的眼光，過分強調“道”的作用，而忽視了“文”，從而“為後來理學家所繼承”。梅堯臣的認識較為清醒，“‘文’在梅的創作思想中占重要的地位”，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之下，“梅詩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得以廁身大家之列”。文章還指出二人的藝術手法有共同之處：如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但梅詩深遠閑淡，蘇詩超邁豪雋，“這除了和他們的出身、經曆、師承關係、個人氣質等因素有關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都力圖矯正當時在西昆體影響下，詩歌追求錯彩鏤金、雕琢浮豔而骨力孱弱的弊病”。
二、梅、蘇生平及著作考論
在梅堯臣的生平研究中，朱東潤用力最勤，他曾在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過《梅堯臣傳論》，又作過《梅堯臣評傳》。在《評傳》中，朱東潤強調如下幾點：1.梅堯臣（1002-1061）
的父親梅讓是一位農民，堯臣14歲就跟隨在外做官的叔叔梅詢，但始終沒能爭得一名進士，這成為他一生的憾事。2.梅堯臣、歐陽修等詩人都是在西昆體詩人的培養下成長起來的，堯臣曾娶西昆體詩人刁絗的孫女為妻。3.在慶曆新政中，他站在新派的一邊，以詩歌對舊派進行鞭撻。4.嘉二年（1057）歐陽修知貢舉，梅堯臣參加這次考試的閱卷工作，很欣賞蘇軾的應舉文章，但三年後他就去世了。劉守宜《梅堯臣詩之研究及其年譜》也是專門研究梅堯臣的論著，其年譜部分包括梅堯臣的小傳、親族介紹和交遊簡介，羅列了梅堯臣與範仲淹、裴煜等較親近的27人和相對疏遠的39人的交遊詩目，對梅堯臣生平的主要事跡作了編年。此外，張仲謀《梅堯臣、歐陽修交誼考辨》，從個性、政治觀、文藝觀諸方麵分析了梅、歐二人交誼的基礎，並結合當時的政治、文化背景，對梅、歐交誼的兩樁公案——一是歐陽修為何不汲引梅堯臣；二是歐陽修把梅堯臣比作孟郊——做了具體深入的考察辨證，並澄清了一些前人的誤解。陳公望《梅堯臣二題》則較為細致地考察了梅堯臣與錢惟演、範仲淹的關係。
關於梅堯臣的著作，朱東潤做過《梅堯臣編年校注》的工作，此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於1980年出版。在《梅堯臣評傳》中，他又設專節探討“梅堯臣集的幾個版本”。認為：“通行的《宛陵先生文集》出於紹興十年（1140）的六十卷本。這個本子應當算是比較完備的，但是其混亂的情況也非常突出。”又說：“紹興十年的六十卷本失傳了，傳世最古的本子是嘉定十六年（1223）的殘宋本。”此外，梅堯臣的集子的明刻本有兩個，一為正統己未（1439）本，一為萬曆丙子（1576）本，“正統本今藏北京圖書館，萬曆本收入《四部叢刊》，為當代的通行本”。秦寰明在《梅堯臣著述雜考》一文中，對相傳為梅堯臣作的兩本書做了較為詳實的考證。一是關於《碧雲》一書的真偽問題。前人多否認該書係梅堯臣作，但多沿襲宋代王之說，或根據其中內容，隻以情理推測，缺乏有力的證據，且王本人即有過作偽的事跡，其說未必可信。作者列出四項十條材料，以較確鑿的證據，論證了該書為偽作。二是關於《金針詩格》的真偽問題。古代論者多以該書為真，羅根澤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卻認為該書是偽作。作者考證，該書係梅堯臣作，寫作時間當在景四年（1033）之前，但該書已非原來麵貌。
蘇舜欽，《宋史》有傳，說他為參知政事蘇易簡之孫，但於其籍貫行實語焉不詳。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一些文學史、文學年表和研究論文中，有關蘇舜欽的介紹，大都說他是梓州銅山人，生於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卒於仁宗慶曆八年（1048）。這種說法並不很準確。朱傑人在《蘇舜欽行實考略》中，對蘇的生平事跡做了一些探索性的考證，在大量史料的基礎上，證明蘇舜欽是開封人，祖籍四川綿州鹽泉，其郡望為武功。文章還考證了蘇舜欽在開封、蒙城、長垣、長安、蘇州、浙東等地的仕履行跡；考證了他與歐陽修、範仲淹、梅堯臣、秘演、宋敏修、陸經、關詠等人的交遊；頗有益於我們了解蘇舜欽的生平。陳植鍔《蘇舜欽生卒、籍貫考》也考證，蘇舜欽係開封人，其先世嚐居綿州鹽泉縣（今四川綿陽），生於大中祥符二年（1009），而非大中祥符元年。另外，傅平驤《蘇子美生平交遊考略》《南充師院學報》1983年第4期，及傅平驤、胡問濤的《蘇舜欽年譜簡編》（同上刊1986年第5期）等文章都在蘇舜欽的生平事跡考辨方麵下了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