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一年到來之際，新版《格薩爾王全傳》將問世，我們感到十分欣慰。我們將她作為新年禮物，奉獻給關心《格薩爾》和藏族文化事業的廣大讀者。
《格薩爾王全傳》從編纂、出版到現在，已經20多年了。在這20多年裏，我們國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和巨大的進步，經濟高速發展，國力空前增強，各項事業蓬勃發展，興旺昌盛，祖國更加美好的前景，展現在我們麵前。與此相適應，中國的《格薩爾》事業，也取得了巨大成就。
由於曆史的原因，這部宏偉的史詩，過去從未有係統、有計劃地進行搜集整理。有人將敦煌學和《格薩爾》學加以比較。這兩個學科的確有一定的可比性，早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著名的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曾發出這樣的感慨：敦煌學是輝煌學，又是傷心學。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輝煌的敦煌藝術，但是，長期的封存廢棄，被淹沒在曆史的塵埃之中；偶然重見天日，敦煌的寶庫即被帝國主義分子所掠奪和盜竊，大量珍貴文物或者被毀壞，或者流失到國外。敦煌學的故鄉在中國，敦煌學的研究成果卻出在國外。這是我們中華民族學術史上一段屈辱的曆史。學術上的恥辱與國恥是緊密相連的；學術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也是緊密相連的。
新中國成立以後，這段屈辱的曆史被徹底洗刷，敦煌學揭開了嶄新的篇章。
《格薩爾》的命運也大體如此。藏族人民創造了偉大的英雄史詩《格薩爾》，但是，在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社會，思想文化領域，神權占統治地位，勞動人民創造的文化受到壓製和排斥。那些才華出眾的民間說唱藝人被當作乞丐，遭到歧視；他們創造的偉大詩篇，被誣蔑為“乞丐的喧囂”，受到壓製，不能進入藝術殿堂。真正在科學意義上，進行《格薩爾》研究的第一批專著，產生在國外；研究《格薩爾》的第一個學術機構在國外建立；第一批向國外介紹《格薩爾》的英文版、法文版和俄文版等各種外文譯本，出自外國學者之手。喜馬拉雅山南麓一個小小的山國――不丹王國，早在20世紀60年代，在聯合國教科文衛組織的資助下，出版了30集的《格薩爾》叢書，是當時國際上最完善的一套整理本。中國在很多方麵都處於落後狀態。
新中國成立以後，廣大藏族人民與全國各族人民一樣獲得翻身解放，勞動人民成了社會的主人，同時也成了文化的主人。新中國的成立，使《格薩爾》這部古老的史詩獲得了新的藝術生命力。黨和國家對《格薩爾》的搜集整理和學術研究非常關心和重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巨大成就。這是一項跨世紀的文化建設工程，這種搜集整理和學術研究工作，規模之大，時間之長，參加人數之多，成就之顯著，涉及麵之廣泛，影響之深遠，在藏族文化史上是一個前無古人的壯舉，在中國多民族文學發展的曆史上也不多見。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格薩爾》學的科學體係，已經形成，並且在不斷完善、充實和發展。
現在，我們可以自豪地說：中國《格薩爾》研究的落後狀況從根本上得到了改變，《格薩爾》這一學科令人傷心的時代已經永遠地結束了。《格薩爾》學再不是一門傷心學，而是一門輝煌學，一門讓藏族人民、同時也是讓我們整個中華民族值得驕傲和自豪的學科。這一宏偉的事業，本身也是一首歌，一首動人的歌，一首可歌可泣的歌，一首飽含著艱辛的苦水和喜悅的淚花的歌，一首催人淚下、激人奮進的歌。也是一首勞動者之歌，創造者之歌。我們在為創造民族的、社會主義的藏族新文化，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為各民族兄弟同胞的共同繁榮昌盛，盡一份責任，做一點貢獻。
2001年10月在巴黎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1屆大會上，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一致同意將中國的《格薩爾》誕生千周年紀念活動，列入2002年――2003年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參與項目。
這在中國《格薩爾》發展的曆史上，具有十分巨大的意義，是一個重要的裏程碑。這是對《格薩爾》這部偉大史詩的國際認可和崇高肯定；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格薩爾》的搜集整理、學術研究和編纂出版工作方麵所取得輝煌成就的國際認可和崇高肯定。也是我們堅忍不拔、自強不息、堅持不懈、執著追求、努力奮鬥的結果。這屆大會通過的全世界共有47個項目，中華人民共和國僅此一項。這說明中國的英雄史詩《格薩爾》在國際學術界和國際社會，為我們偉大祖國贏得了榮譽。這是中國藏、蒙、土、裕固、納西、普米等參與創造、傳承、弘揚這一史詩的各兄弟民族共同的驕傲和光榮，也是中華民族的驕傲和光榮。
早在1985年，我們在出版前言中寫到：“我們從各種異文本中有選擇地編纂這個故事，對有關的問題，如故事情節、主要內容、人物形象、結構安排、前後順序等，提出我們的看法，作為一家之言，為以後編纂整理精選本提供一種可資選擇的方案，作為引玉之磚，供專家和廣大的《格薩爾》工作者研究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