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9、10月間，魯迅撰寫並發表了回憶散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新中國成立後，它又一直被選編在中學語文教科書裏，成了我國九年義務教育的必讀物。名人寫名篇，名篇又是國人的必讀物，於是乎，百草園這個當年周家十來戶共有的荒蕪菜園成了國人耳熟能詳的國內名園，三味書屋這個在古城紹興曆史上一度以嚴厲著稱的私塾成了國內最有名、保存最完好的私塾，壽鏡吾這個原本是紹興一隅的宿儒也成了全國頗有名聲的塾師。這種因果關係是顯而易見的，固然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們絕不拘泥於此，而是著眼於將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作為一個切入點，深入挖掘、研討相關史料，從而為廣大師生教學好這篇教材提供更翔實的背景材料和參考資料，也為廣大魯迅研究工作者和魯迅著作愛好者提供一些可資參考的新鮮史料。每當我們由魯迅、周作人、周建人而聯想到壽鏡吾、壽洙鄰、壽孝天……心裏總會不期而然地湧起一種文化幽情，在他們的身上和背後，不僅是一個群體、一個家族的含義，有文化學術的“底蘊”，而且，存在著文化名人、著名專家學者與家族群體和時代文化關聯著的曆史。所以我們另有一個更大的目的，試圖以紹興覆盆橋思仁堂壽氏家族作為首選的研究對象，力求全方位地搜集、發掘、梳理和研究這個家族史料，重點探究其清末民初鼎革時期的曆史，感受其時代的風風雨雨，真實記錄其文化傳統的光與影，從而汲取我們所需求的思想、精神和其他有用的東西。因為我們已深切地感受到：在某種意義上講，這個思仁堂壽氏家族就是當時社會的縮影，就是那個時代的縮影。
眾所周知，中國是一個深受家族製度影響的國度，家族製度的久遠和牢固是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文化的傳承、積累和發展，人才的培養和成長，均直接與家庭、家族的教育和影響休戚相關，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家學淵源。紹興正是毛澤東所說的“名士鄉”，在全國來說，它的最大特點就是古今名士多，名士世家多。我們認為紹興就其地域麵積和人口數量而言，在全國同類地區並不突出，然而，名士多，名士世家多，極大地提高了紹興的知名度。以明清兩朝的紹興師爺及其世家為例，就有山陰偏門外汪氏，即汪精衛（兆銘）兄弟及其祖上汪炌、汪金鑒、汪鼎、汪璘、汪士琅、汪琡、汪瑔、汪達元、汪兆鏞等；會稽保佑橋周氏，即周恩來叔伯及其祖上周元棠、周起魁、周嵩堯等；會稽覆盆橋周氏，即魯迅族叔伯及其祖上周影漁、周潮、周慰農、周藕琴、周伯撝、周冠五等；會稽陶堰陶氏，即陶成章族叔伯及其祖上陶文彬、陶文鼎、陶元藻、陶士銘、陶重光、陶世昌、陶安軒、陶定軒、陶靜軒、陶大均、陶在寬等；會稽道墟（今屬上虞市）章氏，即章川島族親章學誠、章華紱、章震、章桂岩、章炘、章介眉、章壽康、章炳然、章毓麟、章錫光、章桂慶、章寶穀等；會稽嘯唫（今屬上虞市）阮氏，即魯迅的四位姨表兄弟及其祖上阮羅孫、阮康孫、阮和孫、阮久孫、阮其新、阮祖棠等；山陰安昌婁同軌、婁心田、婁墨林等婁氏和以《秋水軒尺牘》著者許思湄為代表的山陰許氏、以《雪鴻軒尺牘》著者龔未齋為代表的山陰龔氏等等，不一而足。這樣的紹興師爺群體、紹興師爺世家恐怕是中國所特有的曆史現象和社會現象。
古往今來，紹興的有名世家幾乎每個朝代都有，幾乎涉及各種門類，擇其主要者，有：東晉以王羲之、王凝之、王獻之為代表的山陰王氏書法世家；東晉、（南北朝）宋、南齊、梁以賀循、賀瑒、賀革、賀琛為代表的山陰賀氏文學世家；宋代以陸遊為代表的山陰陸氏文學世家；兩宋“科甲天下無雙”的新昌石氏簪纓世家（中進士48人，其中狀元3人，榜眼2人，達官顯貴120餘人）；元代以楊維翰、楊維楨昆仲為代表的諸暨楊氏文化世家；明代以創蕺山學派的理學大師劉宗周為代表的山陰劉氏理學世家；明代以陶望齡、陶奭齡孿生兄弟為代表的會稽陶氏文學世家；明代張天複、張元忭、張汝霖、張耀芳、張岱五代名宿的山陰張氏文學世家；明代祁承……、祁彪佳、祁理孫、祁班孫三代藏書“富可敵國”的山陰祁氏澹生堂藏書世家；清代章鑣、章學誠、章華紱數代“苦學成大家”的會稽章氏文史世家；清代陳於朝、陳老蓮、陳道蘊、陳小蓮滿門妙筆繪丹青的諸暨陳氏藝術世家；現代以許壽裳、許世瑛父子為代表的山陰許氏教育世家；現當代魯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的會稽周氏文學世家，還有以章宗信、章宗義、章金萊為代表章氏梨園世家和以王茂源、王振芳為代表的王氏梨園世家以及綿延百年的石門檻錢氏婦科、下方橋“三六九”呂氏傷科等中醫世家，不勝枚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