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文化與經濟日益密切地結合在一起，而且文化直接成為商品，成為“消費文化”，也就是說，文化不僅僅為經濟“唱戲”而“搭台”，它本身就是可賣錢的“快餐”的時候，文學藝術也於不知不覺間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因而，文藝學研究範式乃至文藝學學科也就不得不作根本性變革。
（一）
在《後現代性中形象的轉變》一文中，詹姆遜指出：
在全球範圍內，留存的最後一些飛地——無意識與“自然”，或文化、美學生產，農業——現在都已被同化為商品生產……在今天，形象就是商品，這就是為什麼期待從形象中找到否定商品生產邏輯是徒勞的原因，最後，這也是為什麼今天所有的美都虛有其表，而當代偽美主義對它的青睞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策略而不是一個具有創造性源泉的原因。【1】
伴隨著現代科技的高速發展和全球化浪潮的強勁衝擊，商品經濟以其巨大的誘惑和無堅不摧的威力攻城略地，要將一切領域，哪怕是世外“飛地”都置於自己的殖民統治之下，玩弄於股掌之中。長久以來，一直以神聖、高尚自居的文學藝術也不得不放下自己的矜持，賣身投靠於商品經濟的門下。一方麵，文學藝術本身諸如情景喜劇、肥皂劇、流行音樂、身體藝術、通俗文學、搖滾，等等，已成為熱門暢銷的商業賣點；另一方麵，文學藝術又變著花樣，想方設法進入日常生活並與商品聯姻，廣告、策劃、美容、瘦身、設計、餐飲、服飾、環境……其中無不滲透著文化，無不見到文學藝術的倩影。於是乎，酒文化、茶文化、飲食文化、鞋文化、服飾文化……諸類冠以“文化”美名的商業經營伴隨著歌舞和華麗的雜誌書籍閃亮登場。文化從來沒有如此自得且自如地周旋於商場和一切日常生活之中，商品也已不再赤裸著“肮髒的身子”，而是被“文化”高雅地包裝著，並且似乎本身也成了“高雅文化”，就如波德裏亞所說：“文化中心成了商業中心的組成部分……同時，商品（服裝、雜貨、餐飲等）也被文化了，因為它變成了遊戲的、具有特色的物質，變成了華麗的陪襯，變成了全套消費資料中的一個成分。”【2】文化、文學藝術何止於充當“搭台”的角色，它業已心甘情願地成為商品經濟任意驅遣的奴仆。
文化與商品的聯姻並不是一種外在形式上的合作，文化自身也必然轉化為“消費文化”。於是，文學藝術不再刻意堅守自己獨立於商品的貞操，心悅誠服地放棄了以烏托邦理想來抗拒商品經濟異化的意向，它已不可挽回地落入消費品行列，與它向來鄙視的商品為伍。
霍克海默和阿多爾諾曾從文化工業角度來闡述藝術的商品化。他們認為，在商品經濟發展和當代機械複製技術的雙重作用下，文化生產已不再屬於個人的精神和靈性的活動而蛻變為文化工業，一個以市場為導向的大批量生產的文化工業。
文化工業引以自豪的是：它憑借自己的力量，把先前笨拙的藝術轉換成為消費領域以內的東西，並使其成為一項原則，文化工業拋棄了藝術原來那種粗魯而又天真的特征，把藝術提升為一種商品類型。【3】
這種運用現代複製技術進行標準化批量生產的文化工業，徹底改變了藝術的存在方式，即藝術不再高傲地被供奉在博物館或被珍藏於私人宅邸，它放下了貴族身份，屈尊紆貴，返回到日常生活之中和各色雜貨一道廁身商場。為了能刺激起大眾的購買欲望，華美的包裝、媚俗是必不可少的，內在的涵義則退居其次，乃至被忽略不計，其結果是藝術淪為“一種商品類型”，淪為消費品。
（二）
從作為鑒賞對象的文學藝術到作為消費品，這是一個巨大的蛻變。如果說，“鑒賞”是貴族的，是個體心靈活動的話，那麼，“消費”則把“鑒賞”從貴族地位拉了下來，轉化為群體性活動，轉化為快感和欲望的滿足。哪怕每個消費者都追求個性化和差異性，他們也不會相互獨立。事實上，當表現個性成為一種時尚，它也就不再是個性的表現，而是對時尚的追逐。不管文化怎樣通過區別和分類，賦予世界以秩序，賦予人以不同的身份，但是，由於消費活動首先是對消費者本人社會身份的確認，因而無論怎麼進行自我區分，都是向某種範例、某種時尚趨同，表明了他對符號的某種社會編碼的服從，對某種價值等級的歸化。“對差異的崇拜正是建立在差別喪失之基礎上的。”【4】消費活動的必然結果就是個性喪失。
相對於文學藝術鑒賞必須是對作品有距離的靜觀，是心靈的沉思，是意義的闡釋和韻味的品賞，消費則直接是一種身體行為，它更注重感官愉悅，而將肉身投入其中，甚至將文化產品作為身體的一個部分，作為社會身份的標誌，從中獲取快感和欲望的滿足。可以說，正是從“鑒賞”到“消費”的變化導致文學藝術質的轉換：在市場需求作為鐵律的商品經濟條件下，文學藝術為了自己的生計就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深度而追求外在包裝，放棄了孤獨的“崇高”而轉向“美”和“俗”，放棄了時間性而轉化為空間性。因為消費所追求的是即時的快感而非曆時的沉思品味；是輕鬆的美的沉醉，一種向集體無意識的回歸，而非心智對崇高的攀援。
在談到美學的曆史時，克羅齊從語源學上探討了“鑒賞”這一概念。他指出，“鑒賞”一詞包含了各種意義，最早曾意味著“喜歡”、“娛樂”，直至十七世紀最後的25年才專指審美事實。在《判斷力批判》中，康德深入討論了審美鑒賞，並為“鑒賞”作出規定：
當對象的形式（不是作為它的表象的素材，而是作為感覺），在單純對它反省的行為裏，被判定作為在這個客體的表象中的一個愉快的根據（不企圖從這對象獲致概念）時，這愉快也將被判定為和它的表象必然地結合在一起，不單是對於把握這形式的主體有效，也對於各個評判者一般有效。這對象因而喚作美；而那通過這樣一個愉快來進行判斷的機能（從而也是普遍有效的）喚作鑒賞。【5】
在這一定義裏，康德明確地為“鑒賞”注入了“反省”這一必備的品質。據此，他進而將“鑒賞判斷”和“感官判斷”相區別，提出了“鑒賞趣味”問題。“鑒賞”的意義演變和得以確立，其實就是文學藝術活動不斷被貴族化、神聖化的過程：鑒賞不再泛指為了消遣、為了愉悅的一般性娛樂活動，而是成為一種需要特定教養的活動，它要求鑒賞者具備“反省”的能力和高雅趣味，並因此與普通大眾的文化娛樂活動相區分。鑒賞及趣味逐漸成為知識者特有的文化資本，並奪得了霸主地位。反過來，它又引導著文學藝術創作，推動文學藝術向高雅和精致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