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日‘德之賊’也。孔子日，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琴張、牧皮：都是人名，身世不詳；有人說是孔子的學生。鄉原是指看起來恭謹忠厚，實質上卻沒有是非原則，苟同世俗，隻圖博取好名聲的人，相當於現在所說的“好好先生”。
這段對話的中心思想是告誡人們，要依據“中道”來行事，不合乎“中道”，或者類似於“中道”的行為，都是君子所不取的。這點做好了，才能教育、引導好民眾。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萊朱是湯的賢臣；散宜生是文王的賢臣。
這一段話從“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邏輯出發，曆述過去那些具有裏程碑性質的聖人。孟子對聖人的傳統將會中斷感到憂慮，告誡人們不要使大道失墜，並儼然以大道繼承者自居。編《孟子》的人把這一段作為全書的終結。是有深意的，唐宋時代的“道統”說即據此而立論，孟子本人也由此被戴上了“亞聖”的桂冠。
“春秋無義戰”是孟子對春秋時期的爭霸戰爭的總體評價，就時間而言，屬於曆史評價，自然表達了孟子的曆史觀；從另一個方麵來看，戰國時期無疑是春秋時代的繼續，尤其就戰爭而言，後者與前者相比規模變得更大了，也愈加慘烈，因此這實際上也是孟子對現實政治的批判。孟子的批判不可否認帶有反對戰爭給人民帶來苦難的成分，但孟子這種觀點的根本出發點卻是來源於正統思想。孔子在《論語·季氏》中已經說過：“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西周的時代，“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就是春秋時代了。儒家認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這才是合乎道義的，而春秋時代則是“禮崩樂壞”，“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所以沒有合乎道義的戰爭。
戰爭的確是和政治緊緊聯係在一起的，因此也就有正義的戰爭和非正義的戰爭之分。但以今天的觀點來看，衡量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的標準主要是看發動戰爭目的是什麼，而不是看什麼人來發動戰爭，孟子更多強調的是後者，這無疑是不夠客觀公正的。就這一點來說，我們應該對孟子的觀點做一分為二的辯證分析。
所以，“春秋無義戰”雖然已成為一句流傳很廣的名言，但我們卻有必要弄清楚孟子所謂“無義”的內涵。弄清楚內涵以後，我們就會知道，似乎還不能籠統地一概認為是“春秋無義戰”，而要對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了。例如正是通過這些爭霸戰爭，分裂的國家數目才逐漸減少，最終走向多民族的大統一；有些戰爭還有反抗他國奴役、掠奪的正義性。
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的論斷更為精辟，這恐怕也是古人對讀書要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最權威論斷，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要善於獨立思考問題，不可盲目相信權威。
書籍是人類精神的營養品，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在缺乏先進知識載體的古代，書更顯得彌足珍貴，對很多人來說，幾乎是他們崇拜的神聖對象。因此古往今來，人們關於書已不知有過多少禮讚。但是，如果我們完全信書，唯書本是從，輕則使個人成為書呆子，重則形成所謂“本本主義”、“教條主義”，變成不會思考的“兩腳書櫥”，誤人子弟，貽害無窮。
今天，馬克思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原理可以幫我們科學認識書的地位和作用。“實踐出真知”，也隻有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認識世界必須發揮主體的能動性，親身投入到現實的社會活動中去，通過調查研究獲取第一手的經驗與資料；而書為我們提供的則是間接經驗。應該是經過別人的“實踐檢驗”的，但是因為不是我們親曆，而著書人也可能出於某種目的而不尊重“實踐”，所以未必準確。既然別人的書未必準確，自然也就不可全信了。現在來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似乎已經是淺顯而容易明白的道理了。可是在孟子的時代，這恐怕還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見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孟子談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時，所舉的例子是《尚書》中《武成》篇的內容。我們知道，《尚書》記載的是古代先王的言論，作為儒家經典之一，在孔、孟的時代也是有著極高地位的權威性著作，因此，孟子這種對於權威著作，對經典保持獨立思考。
勇於懷疑的精神，就更加難能可貴了，體現出聖賢人物的治學風範。即便是對於兩千多年後的我們來說，也是值得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