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昇
敦煌藏經洞的開窟、敦煌文獻的發現和敦煌學的誕生，已經100餘年了。明年又恰恰是法國伯希和敦煌劫經的100周年（1908—2008年），我國西域與敦煌曆史文物和文獻的外流，其實已經遠遠地超過了100年。在西方和日本的科考、探險、考古學家們劫掠敦煌西域文物的狂潮中，法國探險家、語史學家、東方學家和漢學家伯希和的西域敦煌探險，則頗為引人注目。本文試對伯希和西域敦煌探險團在我國新疆和甘肅各站，特別是在敦煌從事考察和劫掠文物的史事，略作鉤沉，以對《伯希和敦煌石窟筆記》的大曆史背景作以介紹，以饗我國學術界。
一、伯希和西域探險團的緣起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險和敦煌劫經，是當時國際大曆史背景下的產物。
自19世紀下半葉起，西方列強對海外殖民地分割完畢之後，又掀起了一股西域探險考古熱潮。其間，俄、英、德、瑞典、美、芬等國進入西域並從事科考探險的時間，要比法國早一些。西方列強在西域探險問題上，也如同在爭奪海外殖民地和海外市場一樣，始終都勾心鬥角，互相傾軋。號稱“日不落國”的大英帝國借助於印度的有利地位和阿古柏對新疆侵擾的機會，首先妄圖染指我國新疆，於1834年派遣沃森（W.H.W athen）赴於闐進行考察，派約翰遜（W.H.Johnson）於1865—1866年考察於闐，派沙敖（R.B.Shaw，邵烏）於1870年考察葉爾羌與喀什，派佛塞斯（T.D.Forsyth）及其同伴於1873年考察喀什與塔裏木盆地周邊地區。英國探險家賈斯理（Carey）和達爾格萊斯（Dalgleish）稍後於1886—1887年也前往同一地區搜掠文物，鮑爾（Bow er）少校利用追捕殺害達格萊什的逃犯的機會而於1889年到達沙雅。但這些英國人直到此時仍未考察清楚，究竟應將塔裏木文化歸屬於哪一種文明，直到斯坦因受英國政府派遣，於1900—1901年第一次西域探險為止，這種無知局麵才略有改觀。
早就對中國新疆垂涎三尺的沙俄帝國，更是迫不及待地派遣文武官吏對塔裏木盆地南緣與喀什地區進行考察。如普熱瓦爾斯基（N.M.Przeval’skji）於1870—1885年4次分別對羅布泊、且末和阿爾金山諸綠洲進行考察。1885年，格倫伯切夫斯基（B.L.G rom bêcevskii）在塔裏木盆地西緣從事考察發掘。1889—1890年間，佩夫喬夫（M.V.Pevcov）、羅博羅夫斯基（Roborovskii）、博格達諾維奇（Bogdanoviê）和柯茲洛夫（P.K.Kozlov）分別對喀什、天山南麓、葉爾羌河上遊地區作了考察，帝俄駐喀什領事館秘書雅·雅·魯特斯（Ya.Ya.Lyuts）搜集了一批古文獻並入藏於艾爾米塔日（列寧格勒）博物館。貝林格（Belinko）和帝俄駐喀什領事科洛科洛夫（G.K olokolov）則將其搜集品入藏於帝俄科學院的人類學和民族學博物館。帝俄皇家考古學會東方部根據1891年11月28日的會議紀要，而向彼得羅夫斯基發去了一份有關在喀什地區從事考古發掘和科學考察的調查提綱。帝俄皇家科學院與考古學會於是在1897年派出由克萊門茨（D.A.K lem entz）率領的考察團赴吐魯番和塔裏木盆地從事發掘工作。
瑞典人斯文·赫定於1890—1902年間三次赴西域進行考察。由格倫維德爾（Grünw edel）、胡特（Huth）率領的德國考古探險團，於1902—1903年首開四次大規模西域探險之先河。由渡邊哲信和堀賢雄率領的第一個日本大穀探險團，也於此前後到達塔裏木盆地。
這些考古探險團都大肆非法發掘、采集、收購、騙取和盜竊了大量中國西域文物，以豐富他們各自國家博物館與圖書館的收藏，其目的仍然是為殖民主義擴張服務。
在西方和日本競相向中國西部派遣考古探險團的熱潮中，老牌的殖民主義者和尤為注重文化爭奪的法國卻姍姍來遲。但在19世紀下半葉，也有幾名法國旅行探險家曾先後進入過西域。如博安（C.E.Bonin）於1899—1900年、呂推（Dutreuilderhins）和李默德（G renard）於1889—1894年、沙畹（E.C havannes）於1907年、古伯察（E.R.Huc）和泰神父（Joseph Gabet）於1843—1845年，多倫（d’O llone）於1906—1907年、邦瓦洛（G.Bonvalot）和奧爾良（H enri d’O rléans）於1895—1896年都曾赴西域不同地區旅行探險。雖然法國在西域考古探險起步較晚，人數較少，但搜羅的文物與文獻卻價值不菲。因為等到法國考古探險團遠涉西域時，雖然那裏的幾大重點考古發掘地點（喀什、庫車、吐魯番、敦煌、於闐）均被其他國家的同行們捷足先登了，但非常注重人文精神的法國仍出奇招而獲得了高價值的文物。
西方列強在西域的科考與探險方麵的競爭，主要是對文物古跡和考古發掘點的競爭，形成嚴重對峙的局麵。為了在西域從事更加係統而廣泛的考察，分工對幾大重點地區進行發掘，他們決定統一協調這方麵的工作。1890年在羅馬召開的東方學家代表大會上，西方列強決定組建一個“西域和遠東曆史、考古、語言與民族國際考察委員會”。1902年在漢堡召開的新一屆東方學家代表大會上，這個西域國際考察委員會最終應運而生了。其總部設在西方列強中離西域最近的國都——俄京聖彼得堡。在國際委員會之下，還設立了各個成員國的國家委員會。這是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國家慣用的劃定勢力範圍的老伎倆。
西域國際考察委員會的法國委員會，由法國著名東方學家埃米爾·塞納爾（Emile Sénart，1847—1928年）任主席。塞納爾出身於豪門富戶，終生酷愛學術。他年輕時就深受印度佛教，特別是“北宗佛教”的吸引，成為一名卓有成就的印度學家。他曾出版過有關巴利文語法、印度文碑銘、印度種姓製度、《正法華經》和《大事》（Mahavastu）的研究論著。他從1882年起便當選為法國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院士，同時又受聘為意、比、荷、俄、德諸國科學院的院士。他擔任法國亞洲委員會主席一職近30年，曾大力推動籌建法蘭西遠東學院，也曾參與組織法國赴伊朗和阿富汗的考古活動，同時又兼任法國地理學會主席。所以，正是他積極提議和鼎力推薦派遣法蘭西遠東學院的漢語教授伯希和（Paul Pelliot）率團赴西域考察，參加這場國際大角逐。
法國的既定目標就是，在這場激烈的國際大競爭中，法國必須占有與其國際名望和地位相匹配的份額。伯希和的中選是由於他學識過人，又富有在亞洲活動的經驗，精通多門亞洲語言並擁有這方麵的高水平文化知識。該團中的另外兩名成員分別是法國殖民地軍隊的軍醫、原交州（東京灣）人路易·瓦揚（Louis V aillant）博士，負責地理測繪、天文觀察和自然史方麵的項目；專業攝影師夏爾·努埃特（C harles N ouette），負責拍攝照片、圖片資料和檔案保管。整個探險團所需要的大部分資金由法國金石和美文學科學院、法國科學院、公共教育部共同提供讚助。諸如法國商業地理學會、法國亞洲委員會和自然史博物館那樣的一批學術團體，諸如波拿巴王子和塞納爾先生本人那樣的一些熱衷於讚助文化教育事業的名流，也都慷慨解囊。奧爾良基金會的一筆逾期未付款也被劃歸伯希和支配，從而使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險團置於一位大旅行家奧爾良的名譽保護之下。其實，伯希和於1901年剛從越南西貢醫院出院的那天，奧爾良王子恰恰於同一天逝世於同一家醫院，這既是一種巧合，又是一種“天緣”。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險團就是在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下，匆忙組建起來並興衝衝地出發赴西域，進行了近三年的考古探險活動。
二、伯希和西域探險團首赴喀什地區與圖木舒克
伯希和西域考古探險團一經組建，便立即開始了積極的籌備工作。他們在人員、資金和設備方麵的準備工作，持續了一年多。1906年6月15日，伯希和一行離開法京巴黎，踏上了漫漫的近三年的西域考古探險之路。他們先乘火車，經過10天的旅行後便經莫斯科和奧倫堡，到達當時俄屬突厥斯坦的首府塔什幹。他們在塔什幹停留了一個多月。這是為了等待其從聖彼得堡用貨船運來的大批行李設備。
伯希和也需要利用這段時間，突擊學習東突厥語。因為作為語言學家的伯希和過去隻從書本上學習過這種語言，而缺乏實際應用的機會。
伯希和一行乘火車前往安集延，他們一路上沿富饒的費爾幹納河穀緩緩行進，那裏盛產棉花，遍地是森林和寶藏。8月11日，他們到達距安集延隻有10餘公裏的奧希，最終下了火車，開始組織赴哈什的馬隊。沙俄地方當局為他們找到了可供雇傭的哥薩克護衛隊，衛隊長是芬蘭裔男爵馬達漢（Em ilM annerheim，馬達漢於1939年出任芬蘭軍隊的元帥，於1944年又擔任芬蘭共和國總統）。馬達漢實際上是奉沙俄的命令利用伯希和探險團作為自己進入中國的掩護以刺探中國西部軍情和掠奪文物。他們結隊而行，一直到達哈什。
伯希和一行於1906年8月間，率一支由74匹馬組成的馬隊出發，僅供馱行李的馬匹就多達24匹之多。他們經過塔爾迪克達阪（Taldyq Dawan），再沿柯爾克孜牧場前進。伯希和還曾與阿爾泰山地區的柯爾克孜女王公之子阿塞姆（Assam）有過一次頗具學術味道的對話。伯希和一行最終從伊爾凱什坦或休循（Irkechtan）越過俄中邊界，再經過20天的旅行，最終於1906年9月1日到達喀什。這是他們計劃中於中國從事考古發掘的第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