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安徽涇縣，是7年前的一個五一節。當時桃花潭鎮還叫陳村。那天正好碰上村裏首次向遊客收門票。在村口看到桑樹葉被太陽照得發亮，心裏就有衝動，覺得應該寫一篇東西。後來果真寫了《陳村小記》。再後來，《南方周末》把它登出來了。
去涇縣有六七次之多。起初並無寫涇縣書稿的念頭，隻是去遊玩，隨便看看。那兒有那麼多古村落，一次去三五個，最後是角角落落都跑到，拍下照片無數。到了溪頭都，才曉得那兒是胡樸安的老家。很多人都知道徽州的胡適，不知道涇縣的胡樸安。我認為，若胡樸安的閱曆和學養、學者之個性、半身癱瘓後抗衡命運之氣概及方法，應該如胡適廣為人知才對呀。我是循著胡樸安《涇縣鄉土記》的文字脈絡，寫出《安徽 涇縣》書稿的第一章“江南一葉”，以此表達對他的敬仰之情。
涇縣位於徽州北麵，受徽州文化影響很深。在我看來，涇縣於徽州的認同，並非亦步亦趨，而是有其獨特而細致的選擇及變異。其原因有二，一是自漢至唐，諸多北方家族的遷入，使涇縣人有野性之血脈，粗獷之氣概；二是明清時期，涇縣人遠至京城或外省宦遊、經商，其眼界不惟一時或一地。
涇縣出宣紙很多人都知道。“皖南事變”發生在涇縣茂林也有人曉得。而鮮為人知的是，涇縣曾出產過神奇的花磚。這種磚頭“千年不粘灰”，當硯台“貯墨不涸，發墨益毫”，其圖案有的像山水人物，有的像飛禽走獸，並極具後現代畫派風格。
而花磚於涇縣，隻是一個小點綴。出版社要我給書稿寫一段介紹性文字，我是這樣寫的：“涇縣於皖南的奇異，不惟宣紙的經久、花磚的失傳。其實，惟有涇縣才有的宣紙與花磚，隻是依附於本地豐厚文化蘊藏的兩道風景。這種豐厚蘊藏，使得李白於涇縣桃花潭贈汪倫詩，也顯得十分尋常。”
相形於飽學之士，比較起彼此讀過的書，我是相當慚愧的。即便有閑暇，也是讀外國書多，中國書少。不是膽子大，不怕被說成崇洋媚外，而是很早就覺得中國古籍卷帙浩繁，即便讀得進去，也怕讀不出來。不過也不是完全不讀古籍，寫東西要用到的時候，就會去找，吃力也得讀，這有點兒實用主義。所以長久以來，我對古代中國十分陌生，分不清經學理學，分不清經史子集。
接觸到涇縣的地方誌、古民居、家譜族譜、地方人物、民間傳說，甚至本地方言，就好像找到了一把鑰匙，找到了一個合適的切入點，我才開始一點點了解中國古代生活，對古代的科舉、官職、建築、忠孝節義等，有了觸摸的欲望，讀古書也讀得下去了。甚至對宋朝的程朱理學和明朝的陽明理學，也有了豁然了悟的感覺。
出版社請李玉祥先生為本書配圖，他居然一口答應。他拍《老房子》係列的時候，就拍過涇縣，手裏有大量現成照片。沒想到他是工作極其認真的人，非重返涇縣補拍一次不可。他叫他的南京朋友，美術教授殷正洲先生給他開車，叫我按書稿內容一處一處指給他看，我們3個人馬不停蹄地跑了4天時間。記得尋找許灣古紙槽最為艱難，天都快黑了，我們還在山溝溝裏像無頭蒼蠅一樣鑽來鑽去呢。到查村的時候，前村支書居然認出了15年前就來過這裏的李玉祥，兩個人同時激動起來。
寫書總是比出書興奮。因為不知道會寫成什麼樣子，所以有忐忑不安的期待，有喜出望外的快樂。等到書出來了，看都不想看，知道裏麵有許多錯誤，知道有許多地方可以寫得好一些。打開正文的第一頁，就發現一個錯誤。書上赫然寫道，“新安江由東而西橫貫徽州”，應該由西而東呀。趕緊合上書，不看了。後來查了自己的原稿，知道原稿就錯了，不能怪出版社。
200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