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同情心的缺乏，從他們對付殘廢的人的態度裏，可以看出一部分來。他們中間有一種很普通的信仰，就是凡屬跛的，瞎的，聾的，禿頂的，以及對眼的，都是不祥而應當回避的人，對於一隻眼的人，避之更是唯恐不速。他們的假定好像是，凡是體格有欠缺的人，心地上一定也有欠缺。據觀察所及，這種人並不受什麼虐待，不過他們也並不能引起別人的同情心。這便是和西洋人很不同的一點了。他們甚至於以為這種缺陷是作了孽的報應，理有應得，所以沒有向他表示什麼同情心的必要。
摘自潘光旦《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126頁
自利和自私便是中國人中間最顯著，也是最可惜的品性。好比他們堅強的體格和省儉的美德一樣，這種自私自利的品性似乎也成了種族血統的一部分，深深地鐫在精質裏麵，可以說它是種族遺傳的一部分，因為以前凡是能夠損己利人，解衣推食之輩，在荒年的時候已經死完了。
摘自潘光旦《民族特性與民族衛生》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第241頁
中國民族最重家族的道德，講求人倫間的關係，因為日常實際生活，處處都是對人的問題，所以重視如何奉上，如何處下，以及保持家族和睦或繼續家族繁昌。這種家族的道德發達，當然足以防止家族製度的崩潰，而且一種克己、容忍、依賴或服從的特性亦隨之產生。
摘自莊澤宣、陳學恂《民族性與教育》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第529頁
中國人民，向來重視家族關係，政治製度又是實行專製，所以人治主義，非常發達，人民不能獲得法律的保障，養成惟禍苟安，不管閑事的態度，從事社會工作，就是多管他人閑事。本來普遍人士對於國家政事、社會公務亦很熱烈注意，但是事實方麵因為沒有法律保障，很易動輒得咎，一般遠見的人，為適應社會環境計，當然就噤若寒蟬，不談國事，漸趨消極無為了。東漢太學生伏闕上書，對於國家政治熱心參加，結果反有黨錮之禍，或被殺戮，或被放逐；到了魏晉時代，學者名士，大家崇尚清淡，純然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消極行為。以後各代類似的情形極多，於是整個民族就逐漸養成一種“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心理。
摘自莊澤宣、陳學恂《民族性與教育》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第538頁
中國民族很能潔身自好，對於公共事務常不願自動參加，認為多一事反不如少一事，這種態度實際緣於政治製度及社會風習而來。中國向來采取人治主義，個人權利缺乏法律保障，又因帝王專製，易於動輒得咎。中國人身家觀念本來看得極重，不肯冒險進取，再加這種危險，誠恐連累家族，聰明之士當然消極怕事，放逸浮誇，避人耳目。由於多年適應結果，所以產生了冷淡態度。中國人過分重視現實生活，故不願多事興革，不相信進步，力戒年少氣盛，尊重老成持重，所以對於一切都淡然置之。
摘自莊澤宣、陳學恂《民族性與教育》商務印書館1938年版第555頁
和平是美德，但過猶不及，易於流為文弱。中國民族看重現實生活，善於享受人生樂趣，因此能夠心平氣和。中國有悠久的文化曆史，閱世極深，所以知道和平是處世良法。古來思想就多鼓吹和平的思想，厭惡武力侵伐，中國人對於異族曆來亦時常采取和平手段，即國家任用官吏，亦複重文輕武。儒家最重視“和”的原則，崇尚德化，排斥武力，讚成王道而反對霸道。道家崇尚自然，排斥人力，提倡和平更比儒家來得徹底，此外墨家亦倡兼愛非攻，主張博愛同情，反對暴力征服。幾千年來中國社會重人治輕法治的結果，大家重視道德勢力，隨處能寬容講情，也是促成和平特性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