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恩”與“報恩”作為中國傳統的一種社會現象，也同樣深深影響了日本社會。這種“負恩”與“報恩”的“情義”，與心理情結之間有著很大的文化關係。日本人的負恩和報恩與曆史和社會本身無關，也不關知識或宗教，而主要是曆史以及社會行為中所形成的習慣化、風尚化的心理態度，是在日本人的日常行為中體現，成為社會生活中廣泛存在的情義、人情等特殊的日本道德感和行為準則。
對於這種日本文化的“情義”範疇，如果不了解的話，也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為方式。日本人所定義的“情義”是何物呢？“正道，人應遵循之道，為免遭世人非議而必須遵守的行為準則。”這種道，是由社會輿論強迫的義務，可以理解為是為社會道德所固化的。忍者何嚐不是這樣呢？忍者對“情義”的觀念與借債還賬相似，等量對待，毫厘不爽，逾期未報，利息增長。這個或許就可以解釋經曆兩次天正伊賀之亂的忍者，在仇敵織田信長死去後，竟然還會支持信長當時的手下德川家康，並幫助他渡過了“平生第一艱難之事”。這個“情義”，正來自天正伊賀之亂後，德川家康對於逃亡自己領地的忍者，采取了照顧重用的手段。正因為契約雖然是人與人之間的直接經濟關係，但“情義”是無所不在的社會存在，是一種無所逃離的強迫性。所以在日本文化中，“情義”具有絕對性的道德意義，並具體化為強迫性的道德風尚、習慣和行為規範，不允許有不願意、不情願的因素，這種不允許有不願意的強迫性卻正是心理上的道德自律，這正是日本文化中難以為外人所理解的特質性之源。
忍道中的服從
日本本土文化的起源，基本停留在具有自然哲學特色的原始性上。雖然日本深受中國文化的熏陶，但中國文化中的本質——人文精神，並沒有被日本所接受。中國傳統文化中道家的天人合一是人性自性的一致性，是人性的理性進步，但日本人的道德觀則依舊堅持絕對化的性善論，他們認為德行隻在於打開自己的清淨無塵的心靈之門。於是，這種絕對化就意味著無所謂道德上的進步和發展，這與中國文化中基於心性修養的理性進步性完全不同。在這種絕對的意義上，一切道德關係和道德行為都被抽掉了本質的人性內容，而“情義”就是絕對化了的道德意識和行為準則。因此，一種自我強迫意識被貫徹到人的成長教育中去。這種自我強迫意識，具有一種無條件的服從性，無須解釋，不必理解，除了堅強地忍受，沒有選擇的餘地，文化本質性的人性已被排除在道德準則之外。
正因此，日本人下意識地習慣於必須接受和服從等級秩序、命令和既成事實，全心關注於事件的過程和現實環境。在日本人的思想中，認為在工作中隻要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個人能力、完成最困難的工作就是德行。所以，日本人對於事情的結果，有著一種超然的意境，成王敗寇的思維在日本並不適用。對於最終得天下的德川家康，大多數日本人並不喜歡，反而對於豐臣秀吉，以及隕落本能寺的織田信長有著很強的好感。這樣的例子，還體現在人們喜歡西鄉隆盛，而並不喜歡大久保利通上麵。日本人公認的，所謂有修養的日本人，就是做任何事不受個人感情和環境影響，完全獻身於事件的過程和準則的人。這種因日本人自我克製所產生的精神駕馭力量是可怕的。忍者就是一種深刻的體現，對於每一個忍者，都必須自我強迫排除所有的自身思想。《萬川集海》所論述的“正心”，也正是要求忍者習慣接受和服從上級或主君的命令。作為一名忍者，對於痛苦和危險必須泰然處之，而且必須堅忍不屈。他們唯一要追求的，是完成任務後所獲得的那種勝利的快感，即使為此付出極大的代價。
整個日本社會，也正表現了這種意味。魯思·本尼迪克在當時的研究中發現，日本現代戰爭電影通篇都隻講犧牲與苦難，在泥濘中的行軍、苦戰和勝負未卜的熬煎，銀幕上看不到勝利的鏡頭，看不到閱兵式、軍樂隊、艦隊演習和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場麵。這些，也正是反映出了這種“情義”道德上的服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