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社論不僅是少數知識分子的心聲，東京街頭以及偏遠山村的廣大民眾也同樣經曆著巨大的轉變。美國占領軍簡直不敢相信如此友好的民眾就是曾經發誓要用竹矛頑戰到底的人。日本人的倫理道德包含了許多美國人排斥的東西，但是，在美軍占領日本期間的事實確鑿地證明，其民族倫理也包含了許多值得讚揚的方麵。
麥克阿瑟將軍領導下的美軍承認了日管理當局領導日本人開始新航程的能力。他沒有采用屈辱的方法來阻礙這一進程。如果按照西方的倫理把這種手段強加給日本，在文化上是可以接受的，侮辱和懲罰是讓犯錯的人認識到自己罪惡的最有效的社會手段。認罪是重新做人的第一步。如前所述，日本人對此則有不同看法，按照他們的倫理觀念，一個人必須對自己行為的一切後果負責，一切過失產生的後果會使他謹記不再重蹈覆轍，這些後果也包括戰爭的失敗。但是，日本人並不視此失敗為屈辱而去憎惡，按照日本人的說法，某人或某國對他人或他國進行侮辱應該采取誹謗、嘲笑、輕蔑、侮蔑以及揭露其不光彩的事情等。如果認為受到了侮辱，那麼複仇就是一種美德。盡管西方的倫理強烈譴責了日本人的這種信條，美國占領的有效性卻取決於他們的自我克製。正是因為日本人憎惡被嘲笑，他們認為這是投降帶來的必然後果，與解除武裝、承擔苛刻的賠償義務等是截然不同的。
日本曾經取得巨大的勝利，戰勝了一個強國。在對方投降時，日本認為它（俄國）並未嘲笑過日本，日本作為戰勝者小心地避免侮辱失敗的對手。在日本，有一張眾所周知的照片，1905年，俄軍在旅順口投降時拍攝。照片上，戰勝者和戰敗者的區別隻是軍裝不同，俄國軍隊並沒有解除武器，仍佩帶著軍刀。根據日本人流傳比較廣的一個版本：俄軍司令官斯提塞爾將軍同意日方提出的投降條件，一位日本上尉和翻譯官帶著一些食物來到了俄軍司令部。當時“除了斯提塞爾將軍的坐騎外，其他所有的軍馬都已全被宰殺了，所以，日本人帶來的五十隻雞和一百個新鮮的雞蛋受到了熱烈的歡迎”。斯提塞爾將軍和乃木將軍的會見定在了第二天。“兩位將軍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斯提塞爾將軍很讚賞日本軍隊的‘英勇’……乃木將軍則稱頌俄軍長期的‘英勇防禦’。斯提塞爾將軍對乃木將軍在這次戰爭中失去了兩個兒子表示了深切的同情……斯提塞爾將軍把自己心愛的純種阿拉伯白馬送給了乃木將軍。乃木將軍說，雖然他非常希望從將軍手中得到這匹馬，但必須首先獻給天皇陛下。他相信天皇一定會把這匹馬賜給他的。他承諾，如果得到了那匹馬，他一定要像愛護自己的馬那樣盡心愛護它。”日本人都知道，乃木將軍在自己的住宅前院，為斯提塞爾將軍的愛馬建了一間馬廄。據說，它比乃木將軍的住房還講究，乃木將軍死後，這個馬廄就成了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人說，日本人的性格在俄國投降和占領菲律賓時完全不同，在菲律賓時，他們的大肆破壞和殘忍世人皆知。像日本這種隨著情況而極端改變道德標準的民族，上述結論不一定就是正確的。首先，巴丹戰役後對方並沒有投降，隻有局部地區投降了。雖然後來菲律賓的日軍投降了，日本仍處於戰爭中。其次，日本人從未認為俄國人在本世紀初曾“侮辱”過他們。與此相反，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幾乎所有日本人都認為美國實行的是“蔑視日本”的政策，“根本沒有把日本放在眼裏”。他們對排外法案、美國在《樸茨茅斯和約》以及《海軍協定》的定義就是這樣。美國在遠東地區的經濟影響擴大，以及對有色人種的種族歧視也使日本人有同樣的反應。因此，日本對俄國的勝利以及日本在菲律賓對美國的勝利，顯示出了日本人行為中明顯對立的兩麵性：受過侮辱是這種情況，沒受過侮辱則是另外一種情況。
美國取得的最後勝利再次改變了日本人的環境。如日本人在生活中的通常情況一樣，最終的失敗使他們放棄了之前堅持的政策，這種獨特的倫理道德觀，使他們能夠自行清洗恥辱忘記過去。美國的政策和麥克阿瑟將軍的管理避免了帶給日本人新的恥辱，他們隻堅持那些在日本人看來僅屬於接受戰敗“當然結果”的事情，這種做法很顯然取得了良好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