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問起國人對日本的第一印象是什麼，對日本人的第一印象是什麼？大部分人都會脫口而出——不好。排除掉對日本心懷不滿的憤青的比例，是什麼造成了對日本如此的印象不佳，這個國家到底哪些地方讓人厭惡？要了解這些，我們就需要認真地去了解和研究日本和日本人，而《菊與刀》這本書正好可以給予我們要探求的一些答案。
《菊與刀》的作者在二戰臨近結束時受美國戰時情報局委托，研究日本民族，以便為美國製定戰後對日政策。作者利用了自己的專業知識，通過對在美國的日本人進行研究，並且參考大量有關日本的文獻、文學和電影，最終完成了這本研究日本的著作。《菊與刀》的作者就是美國當代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
魯思·本尼迪克特於1887年6月出生於紐約，她的父親是名外科醫生，母親則受過高等教育。小時候的魯思因為聽力不佳，反應有些遲鈍，被親戚和其他人認為是癡呆兒，因而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對待，但也養成她文靜甚至孤僻的個性。1905年，魯思就讀於瓦薩學院，主修英國文學。畢業後，前往歐洲旅行一年。返回美國後，她曾在慈善組織會社、西湖女子學校工作過一段時間。1919年，她到社會研究新學院旁聽了人類學的課程，並對人類學產生濃厚興趣。1921年，她進入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係學習，最終獲得博士學位，成為哥倫比亞大學人類學係的聘任講師。
1934年，魯思·本尼迪克特經過多次的修訂與整理，出版了著作——《文化模式》，她提出的文化相對論觀點：每個文化各有自身的特性，因此不存在誰好誰壞，誰優誰劣的判斷。1939年，她完成了專著《種族：科學與政治》。1943年，魯思開始接觸各參戰國的文化資料，並出版了一係列介紹羅馬尼亞、泰國等國的著作。後來，她奉美國政府之命開始研究日本文化，最終完成了《菊與刀》一書。1948年5月，魯思突發冠狀血栓症病逝，享年61歲。
魯思·本尼迪克特作為一個從來沒有在東方生活過的美國人，她準確把握了東西方文化中的差異，並把這種文化差異對民族氣質的形成、民族氣質對人和國家在生活層麵和戰爭層麵上帶來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精辟的論述，對日本人和日本這個國家進行了深刻的剖析。
日本人認為精神必將戰勝物質，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就是這個精神狂熱的民族，二戰時在遭受敵人空襲的形勢下，在缺少食物並且要高強度勞動的情況下，他們仍做廣播體操來消耗體力，同樣士兵會以自殺撞機的激進方式來參加戰鬥。在狂熱的精神背後，日本人也有一種易乎尋常的冷靜力量，日本人有一種信念——所有事情都是我們主動期求的，決不是被動的，不是別人強加的，一切都在預料之中。
日本人的情誼不僅包括善意關切，對傳統榮譽的維護，也包括消除毀謗和侮辱。這些榮譽感包含著一些具體的要求：如能忍受痛苦，保持穩靜和克製的行動，對於危險和痛苦必須堅忍和處之泰然。它要求人在生活方式上要守本分，要有很強的恥辱感和報複心理，他們的有恩必報、自我克製的道德準則，似乎要把個人欲望等同於罪惡，堅決從內心根除。但日本人同時又對感官享樂非常寬容，他們並不譴責個人私欲，相反追求肉體享樂，認為這和義務一樣需要學習。
日本人的人生曲線是一根U形曲線，幼兒和老人有最大的人生自由，到結婚前後降至最低。他們在最富有創造性的壯年時期受到最大的約束。日本人這種根深蒂固的二元性格，使他們在成人之後，既可以沉溺於羅曼蒂克的戀愛，也可絕對順從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溺於享樂和安逸，也可以不計一切承受極端的義務；謹慎的教育使他們舉動往往怯懦，但又可以勇敢得近於魯莽；他們非常殷勤有禮，卻又傲慢不馴；他們是堅定的保守主義者，卻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
日本人呈現給世人的是極為矛盾行為。“菊與刀”兩者中，“菊”是日本皇室族徽，象征忠誠和聖潔；“刀”是武士文化的代表，象征勇敢和力量。作者用“菊”和“刀”的組合，形象地刻畫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雙重性——“他們一手捧著花，一手拿著刀”，也有西方學者將其稱為“精神分裂的民族”。
現在距離《菊與刀》這本書寫成已經過去了近70年，世界格局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這本書依然是研究和了解日本的重要著作。對於在曆史上曾飽受日本人帶來深重苦難的中國人，閱讀和思考這本書具有更加特殊而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