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1891~1949），原名良弼，字選堂，號天仇，後改名傳賢、字季陶。籍貫浙江吳興，生於四川廣漢。中國政治家、中國國民黨元老之一，中國馬克思主義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中華民國時期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
1905年，戴季陶去日本留學，進法政大學，四年後回國。1912年，他在上海創辦《民權報》，後任孫中山秘書，並受命進行二次革命的軍事聯絡活動。二次革命失敗後逃往日本。1916年，戴季陶隨孫中山回國。次年由上海去廣東任大元帥府秘書長。五四運動時期在上海主編《星期評論》，並且嚐試用馬克思主義說明中國的倫理問題，並參加過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1924年1月，戴季陶出席中國國民黨一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任中央宣傳部部長。同年5月，黃埔軍校成立，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1924年11月，他隨孫中山北上。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他打著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旗號，反對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歪曲和篡改三民主義的革命精神，形成了所謂戴季陶主義，為國民黨右派蔣介石等人篡奪革命領導權提供理論根據。1926年，他任國立中山大學校長，後來任司中華民國考試院長達二十年。
戴季陶早年留學日本，並曾長期旅日，曾協助絕對劣勢的日本自民黨黨魁參加首相競選，幾乎成功；他潛心深入研究日本，被日本學者稱為中國近代“知日三白眉”之一。“九一八”事變後，戴季陶曾擔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外交委員會主任，斡旋於國聯各國之間希圖解決中日問題。
戴季陶寫《日本論》與自身在日本的經曆和整個時代背景有直接關係。戴季陶為孫中山做了十幾年的秘書，孫中山訪問日本的會見和演說都是由他擔任翻譯，孫中山與桂太郎等人的密談，戴季陶也親自參與，這些都為他研究日本打下基礎。戴季陶在日本朝野上下都有朋友，隨同孫中山訪日期間，他對這些人進行勸導，希望能轉變日本的軍國主義思想。1917年，張勳複辟事件發生後，孫中山派戴季陶到日本，調查日本政界對此事的態度，他到了日本之後接觸到了一些日本陸軍和海軍將領，並在後來的《日本論》中進行了論述。
當時整個的時代背景是，國內國共合作因為國民黨的反共暴行宣告破裂。1926年，國民黨軍開始北伐，並且把國民政府從廣州遷至武漢。北伐在不斷取得勝利的同時，國民黨內部出現問題，蔣介石和汪精衛就革命方針產生了嚴重的對立。隨後，國民黨派遣戴季陶去日本，這次他會見了日本政壇元老西園寺公望，表明中國革命的目的。隨後，蔣介石率兵從津浦路方向北伐，逼軍閥張宗昌、孫傳芳敗退至山東、江蘇省。日本在山東濟南、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有經濟利益，為保護自己的特殊利益，日本以保護日僑的名義出兵山東。北京政府照會日本駐華使館，認為“在魯外僑從未受絲毫影響，殊無派兵保護之必要。此次貴國政府不先征求中國政府同意，突然派兵來青島，且欲相機赴濟南，不能不認為違背條約，侵犯主權之行動”。要求日本迅速中止派兵赴青島，但是日本卻對此置之不理。
中國逐漸落後於日本，日本不斷覬覦中國的國土和資源。中日甲午戰爭與《馬關條約》的屈辱，刺激了戴季陶研究日本振興中華的願望。日本國內軍國主義的不斷強盛，以及類似出兵山東事件的不斷發生，更加促使了戴季陶研究日本，以此來解決國家的一些問題和引起國人迫切關注日本的態度。於是戴季陶從曆史、政治、哲學、風俗等多方麵研究日本，用自己的思考和評判剖析日本、探尋日本文化的本質，並且對日本的軍國主義進行深刻的分析。
1928年，《日本論》一書出版，全書文筆流暢、語言平實，對日本的理解深厚精粹，沒有學術研究的生澀、艱深，它被視為研究日本的一本重要著作。即使在今天，《日本論》也是介紹日本的書中寫得最好最深刻的一本，是中國人認識日本的第一書。即使今天讀《日本論》，對於我們認識日本的國情、民族性格及其風俗習慣仍有一定的幫助，對我們了解近代中日關係會有很大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