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書樓主人
伏跗室是浙東著名藏書家馮貞群先生的藏書室，二〇〇五年三月十六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為浙江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先生名貞群，字孟顓，一字曼孺，號伏跗居士、成化子、妙有子。因“幼而喪父，老而喪子”，故晚年自署孤獨老人。原籍浙江慈溪，從先祖遷居寧波江北岸，後住市區水鳧橋畔。清光緒十二年（1886）九月二十三日生。十七歲時，中光緒壬寅科，補寧波府學生員。後來接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後，曾任寧波軍政分府參議員。民國二十一年（1932）任鄞縣文獻委員會委員長，曆時十載，從事表彰先賢、保護文物等工作。曾主持重修天一閣，編著《鄞範氏天一閣書目內編》，在“倭寇窺鄞，警報日聞”的情況下，“伏處危城，校印斯目”。又重修黃梨洲先生講學處白雲莊，參與編輯《四明叢書》。民國三十六年（1947）任《鄞縣通誌》編纂，修輯《文獻誌》人物、藝術兩編。新中國成立後為浙江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寧波市人民代表會議特邀代表、市政協委員、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去世，享年七十七歲。
先生自幼好學，其父“求恒齋”遺書兩千冊，讀之不足，弱冠以後，即訪求典籍。宣統二年（1910），馮君木《求恒齋藏書目》題記雲：“貞群頗知買書，精裝細校，矻矻不倦，所蓄已逾萬卷。”時當清末民初，因廢科舉，興學校，許多人以為古籍已無用，寧波的一些藏書之家，如趙氏“種芸仙館”、董氏“六一山房”、柯氏“近聖居”、徐氏“煙嶼樓”、趙氏“貽穀堂”、陳氏“文則樓”等，書籍多輾轉流散。先生專收有用之書，羅列室中，如遇脫誤蟲傷，即為修補，所請“匠人多至八人”。如有殘卷缺頁，即多方購抄。如今保存著的一冊《伏跗室藏書闕葉記》和許多藏書題記，足可證明先生為求得一部善本或足本所花費的大量時間和精力。他數十年如一日，從不間斷，藏書多達十餘萬卷。其藏書印有“伏趺”朱文方印，“伏跗室”朱文方印，又白文方印，又朱文長圓印，“伏跗室藏書印”朱文方印，“馮群”白文方印，“馮貞群”白文方印，“馮貞群印”白文方印，又朱文方印，“孟顓”朱文方印，“曼孺”朱文圓印，“妙有”朱文方印，“伯後”朱文長圓印，“貞群過眼”朱文方印，“孟顓讀過”朱文方印，“慈溪馮氏伏跗齋藏書印”朱文方印等。
伏跗室藏書中有善本三百多種，如宋杜大珪編《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宋刻本十六冊，宋許洞撰《虎鈴經》明複宋刻本四冊，元趙汸撰《春秋屬辭》元刻本八冊，明楊循吉撰《遼小史》明刻本一冊，清黃宗羲撰《留書》舊抄本一冊，清史榮以畢生精力所作《李長吉詩補注》稿本二十冊，清全祖望撰《鮚埼亭詩集》謝山眉批抄本一冊，清姚燮撰《姚複莊詩文稿》稿本三冊等。
先生為讀書而藏書，因此多收史籍和文集，而對於小說、詞曲之類通俗文藝不甚注意。他的好友，北京大學講師馬隅卿正好與他相反，專收小說及詞曲秘本，自署書齋為“不登大雅之堂”，並曾對先生說：“你所收的大多是正統派的著作。”這一評語恰好反映了伏跗室藏書的一個特點，馮先生自以為然，就記入《鄞縣通誌·文獻誌》裏。
馮貞群先生不但是一位著名的藏書家，而且還是一位對古籍文獻深有研究的學者。他擅長校勘，喜作考訂，具有豐富的版本和目錄學知識。所藏書籍多經手披目覽，批校題跋，經年累月，以此為樂，即使在戰亂的歲月，也從不間斷。遺著有《錢忠介公年譜》、《薑西溟先生年譜》、《伏跗室書目》、《伏跗室文稿》等，有的已刻入《四明叢書》，有的尚待整理出版。
二、命名小考
馮貞群先生藏書處為何命名為伏跗室？我是從先生自撰的《伏柎室記》一文中獲知的。這篇文章寫於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他生前未發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伏跗室贈書之初，由先生家屬抄寄給我。近年因“馮孟顓先生紀念館”陳列需要，設計者據抄本複印件重排後刻石，並嵌於伏跗室東牆之上。
事後，我校讀了石刻文字，發現有幾處與原稿不符。原文未分段，抄本加有標點。在“十年來”與“十萬卷”之前，各留一空格，從這兩個空格裏透露出作者所指並非確數，而石刻文字未留空格，與原意似有出入。此外，石刻又改“伏柎室記”為“伏跗室記”，刪去“柎”字下原注“柱鬥也”三字；在“狡兔跧伏於柎側”句中漏一“跧”字；“杜戶潛居”改作“杜門潛居”。這些都有損原著麵貌。
伏栿室的命名，原出於漢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此文收錄於梁蕭統《文選》一書。魯靈光殿為漢景帝子魯恭王所建，故址在今山東曲阜市。《文選》注雲：“王延壽字文考，有雋才。父逸欲作靈光殿賦，命延壽往圖其狀。延壽因韻之以獻其父，父曰‘吾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見此賦，遂隱而不出。”文中描述宮殿建築上的圖形，有“狡兔跧伏於柎側，狷狖攀椽而相追”等句子，形象生動。伏柎室又寫作伏跗室，或伏趺室。趺同跗，腳背也，“伏處趺坐，致力於學”，可謂馮貞群先生形象的寫照。
可是，伏跗室何時命名？文獻無征。我初讀《伏柎室記》時，見文中有“弱冠以後訪求典籍”之說，就想到命名時間的上限當在先生二十歲，即光緒三十一年。後見其所著《求恒齋書目》，有記雲：“群少孤，先君棄養時方八歲耳。遺書賴吾叔父君木先生整齊，凡得八巨箱，比群稍長，堪讀父書，乃舉以付群。數年以來，續有購置，歲月既積，累累漸多，爰於長夏日曝書時，分類排比，寫定目錄一冊。合舊有八箱，都計書五千四百餘冊，地圖、碑帖百八十餘品，後有所得，當陸續寫入焉。”書目編於光緒三十四年七月，按常理，此時藏書目錄仍以其父“求恒齋”冠名，可證伏跗室尚未命名。
後來，我在“文革”期間，從普通舊書堆中，偶然發現一冊由寧波府教育會鉛印於宣統二年九月的《寧波府教育小誌》，書中有一篇文章題為“伏跗室叢錄”，記述明末清初李太虛和高江村的兩則遺聞逸事，作者“曼孺”。由此可知宣統二年已經有了“伏跗室”的室名，因而初步考定伏跗室命名於光緒三十四年至宣統二年之間。
近來，我又開始對伏跗室藏書史作進一步研究，終於在天一閣庫房裏找到了馮君木書“伏趺室”三大字橫披，上款“宣統元年六月”，落款“君木為曼孺書”，下鈐“馮氏君木”朱文方印。這樣，伏跗室命名於宣統元年（1909）六月，就有了直接依據。這一年，馮貞群先生已經二十四歲了。
三、戰時守藏
馮貞群先生愛讀書，從收集做學問必需的書籍開始，逐步擴展，為讀書而藏書。他年輕時，正處在科舉製度剛廢除，許多人以為古籍已無用，故家舊藏紛紛流散的曆史背景下。所以古籍的收集積聚過程，也就成了搶救保護和整理研究民族文化遺產的過程。
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伏跗室藏書的鼎盛時期，據先生編目後統計，那時有藏書三萬多冊，十二萬餘卷。隨著藏書數量的不斷增加，他對文化典籍的感情便愈加深厚。隨著對藏書價值認識的不斷深入，他對保護文化遺產的曆史責任感也愈加強烈。因而在抗日戰爭期間，大有“與藏書共存亡”的決心與氣概。
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變，全國抗日戰爭開始。八月十六日敵機首次空襲寧波，轟炸櫟社機場。此後，敵機常竄入城市上空轟炸掃射，擾亂破壞。《寧波文史資料》曾據戰時地方報紙報道統計，一九三七年九月至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機空襲寧波市區達一百三十五次。其中七次大轟炸，日機出動五十二架次，投彈一百四十八枚，毀房兩千餘間，炸死平民二百九十三人，炸傷六百餘人，當時的城區要道與商業繁華地帶均遭到空襲，炸彈所落之處，一片斷垣殘壁，燃燒彈投擲的地方，更是大火熊熊。
抗戰初期，許多學校遷到鄉下上課，範氏天一閣、朱氏別宥齋、孫氏蝸寄廬藏書也都先後搬遷到山區或農村。唯馮氏伏跗室藏書可能不具備搬遷條件，馮貞群先生就在藏書樓南廂房旁邊的天井裏建築了一座簡易防空洞，以躲避彈片。伏跗室地處寧波城區西北隅的孝聞街，當年雖較冷僻，但在不遠處的迎鳳街，華美醫院附近均遭落彈。親友們多次勸先生去外地暫避，他明知敵機轟炸有生命危險，但仍堅持親自守護，唯恐書籍因戰亂而散失。
一九四一年四月，日軍相繼攻占紹興、寧波，浙東陷落。於是，馮貞群先生杜門守誌。其詳細情形，先生長孫馮孔豫曾函告雲：“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日寇陷寧波，聞先生之名，於第二天早晨，以日間諜頭子芝原平三郎為首的三四個日軍官，闖入先生家中，武裝威逼他主持組織寧波維持會。他以年邁多病為借口，婉言固辭，竟被封門而去。一周後，芝原平三郎偕同漢奸郭逸民又來糾纏，並逼他去滬募捐，籌辦平價米，他們揚言‘昨夜已由電台播送新聞，請你到滬’。當場經先生嚴辭拒絕。敵偽一計未成，又派漢奸毛稼笙邀請他出席敵偽‘文化座談會’，先生仍堅決拒絕。偽方又行反間計，於次日公然發布‘馮某某’出席會議的新聞。不久郭逸民亦在偽《時事公報》上載其本人‘血口噴人’式的辭職聲明，內容謂參加偽職‘乃是由馮孟翁推舉’等語。先生看後大怒，一再去函更正，但偽報諱莫如深，始終不予以發表。以後漢奸郭逸民的黨羽，有個綽號叫‘周駝背’的告馮衷博（馮貞群之子）說：‘令尊應出來做事，我方輾轉設法向內地（國民黨政府）呈報，馮孟顓已參加和平運動（指投敵）了，故今後即不做事，已與參加相同了。’像這樣，經過敵偽雙方威脅，反間、捏造附逆投敵的輿論，其用心是十分險惡的。他們企圖以假亂真，欲置先生於死地。一九四四年十月六日，先生冒著被日寇逮捕的生命危險，親自懷著鄞縣文獻會的公章、賬冊和文件，到鄞東國民黨遊擊區，向國民黨政府省六區專員公署主任秘書俞子良等辦理移交手續，並說明被誣真相。自鄞縣淪陷以來，雖經敵偽多次威脅利誘，先生杜門守誌，五年於茲，幸保清白之身，堅決不任偽職，保持了中華民族的高尚氣節。”
抗日戰爭勝利至今已六十七年了，然而歲月的流逝並沒有抹去曆史的記憶，因為伏跗室仍保留著當年建造的防空洞。“文革”期間，我住守在伏跗室，見洞內積水，為防蚊子孳生，曾在裏麵養魚。洞外四周，原有方形磚牆，圍住洞頂上的填土。“文革”後，伏跗室重新對外開放，牆與土均被當時的管理者拆除，隻露出圓筒狀水泥頂，南北兩邊有小出氣孔，與地麵平。凡初次踏進伏跗室大門的人，往往會投以好奇的目光。有人在寫文章介紹時誤以為當年藏書主人“將所有藏書連同他的書齋搬入洞中，誓與藏書共存亡”。其實它隻是一個內高2.1米，直徑1.45米的圓筒形掩體，裏麵隻可站立四、五個人而已。
四、訪書還閣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馮貞群先生任重修天一閣委員會交際主任。在重修天一閣藏書樓的同時，他以藏書家敏銳的眼光，率先訪得天一閣流散書籍歸閣。據民國二十四年（1935）十二月三十日重修天一閣委員會會議報告：“由馮貞群先生訪得的天一閣散出書，有《萬曆郴州誌》、《嘉靖廣東通誌》、《嘉靖廣州誌》。”這三種明代地方誌在先生親編《鄞範氏天一閣書目內編》中有記載。
訪歸之書雖是殘本，但均可與閣內殘留之卷匹配。如《萬曆郴州誌》二十卷，明胡漢纂修，明萬曆四年刻本，劫後閣中隻存前七卷一冊，訪還十三卷三冊，遂成完璧。《嘉靖廣東通誌》七十卷，明黃佐纂修，明嘉靖刻本，劫後閣中隻存二卷一冊，訪歸十一卷五冊。《嘉靖廣州誌》七十卷，明黃佐纂修，明嘉靖刻本，劫後閣中隻存四卷一冊，訪歸三十三卷五冊，書前馮貞群題記雲：“《嘉靖廣州誌》殘本存三十三卷，廖君淦亭之所贈也，藏弆篋中，曆有歲月，今登天一閣編寫書目，知為閣中散出者，遂歸之閣中，並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