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簡介可知，“情采”觀、“自然”觀、“通變”觀、“才學”觀四大元素，構成了《文心雕龍》思想體係的四大支柱。它們在“雅麗”基本文學觀統攝下，表述了與所謂“新變”文學觀相對立的美學理想，即倡揚情采並茂而又反映現實，順乎自然而又不離規範，繼承傳統而又富於新變，致力博學而又寶愛才情。這種表述雖然業經我的清理，但或不至於違背劉勰的根本宗旨和內在思路。
（二）方法體係
科學方法，如從水平方向看，可分為研究方法、論證方法、結構方法，如作層次分析，則有哲學方法、一般方法、學科方法。這裏探討的《文心雕龍》理論體係的方法，屬於學科方法，但自然也與哲學方法和一般方法相聯係。從橫向看，側重於研究方法，即考察對象的思維方式，但也密切聯係到論證方法。方法作為主客體之間的中介，在理論研究中“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東西”，“研究的嚴肅性如何，就完全依賴於方法，依賴於行動方式。一切都在於良好的方法”。
從總體來看，《文心雕龍》的研究方法富有兩大特色。一是綜合性，二是經驗性。
所謂綜合性，是指更重視對文藝現象的整體把握，而不滿足於局部剖析。漢代文論本已作簡括綜合。其特色是與“天人感應”的早熟型係統論宇宙圖式息息相關，既注重整體關係又較為籠統。魏晉期間的文論，如《典論·論文》、《文賦》、《文章流別論》等，則衝破了漢代思維圖式束縛，以對文藝局部規律的剖析見長，但同時又流於瑣碎。《文心雕龍》不滿於它們的“各照隅隙，鮮觀衢路”，以“彌論群言”（《序誌》）為己任，在新的高度上實現了宏觀綜合，其概括的深廣度可謂前無古人。如果把文藝現象比作一座高山，那麼漢代文論是在遠處瞭望，魏晉文論是入山瀏覽，而《文心雕龍》則是深入山林之後的頂峰俯瞰。
所謂經驗性，是說《文心雕龍》基本上不是一個純粹思辨的體係，而是一個經驗歸納的理論形態。重視實際經驗，為我國古代傳統的思維特點。但一般說來，先秦、兩漢對經驗方法的運用尚缺乏較高的自覺，經驗列舉也多支離破碎。劉勰繼承並發展了王充的征驗方法，自覺貫徹“捃理須覈”（《事類》）原則，力求將其全部論證建立在確鑿的文學事實之上。這在“論文敘筆”中的“選文以定篇”（《序誌》）部分和《明詩》、《體性》、《時序》、《才略》等篇中，均有突出體現。就全書而言，“論文敘筆”的上篇，正是提供了下篇“文術”論的經驗根據。馬克思認為，一切真正的理論，都應“從客觀存在的事實出發”，在事實基礎上，經由一定的條件，就有可能把握事物本質。這一方法特色，使《文心雕龍》整個立論獲得堅實的唯物論根基。在這兩大特色的輝映下，如下幾個方法原則特應注意。
一是“尋根”、“索源”。
劉勰在《序誌》篇中批評了前代文論“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就透露出他論文尋根索源的雄心。他確實在著作中實踐了這一點。劉勰的經驗方法，不停留於羅列事實，而是能進而把文學現象作為一個曆史過程加以描述、概括，即所謂“原始以要終”（《時序》）、“援古以證今”（《事類》）。“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序誌》）的“宗經”口號，雖然帶有一定保守色彩，但“援古”畢竟為了“證今”，達到“矯訛翻淺”（《通變》）的目的。因此其本質並非複古，而是革新。考之實際論證，文體論中的“原始以表末”（《序誌》），敘述各類文體淵源發展，合起來可視為一部文體發展史。《通變》和《時序》對曆代文學演變的概括，或簡或繁，卻都階段分明，特征突出。在這裏，“通變”觀就同時轉化為曆史方法，鮮明體現出觀點與方法的相互作用。“通古今之變”是漢人最早提出的口號，但曆史論證的大量實踐卻至晉為烈，劉勰正是從這時代的潮流裏吸取了曆史感。思格斯曾經稱讚黑格爾“他的思維方式有巨大的曆史感作基礎”。早於黑格爾一千多年的劉勰，其曆史感當然無法與之相比。但黑格爾是唯心的思辨猜測，劉勰是唯物的經驗歸納。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又各有千秋。
二是“擘肌分理”。
《序誌》雲：“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惟務折衷”。這表明，劉勰對古今文論均采取分析態度，以抓取文學規律為準的。通觀全書可知，劉勰對一切文學現象都能“擘肌分理”，辯證然否。這正是他發揚魏晉文論分析特長的結果，也是能在新的高度上實現綜合的重要因素之一。對屈原《離騷》的評價，是這種細致分析的典型例證。漢人往往對《離騷》采取或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的偏激態度。而劉勰卻能區分出“同於風雅”、“異乎經典”的兩麵。這種區分雖然帶有儒家詩教的局限，但他確又未為傳統所囿，高度評價了《離騷》的“自鑄偉辭”、“驚采絕豔”（《辯騷》）。對三代經典以下的作品，劉勰也多能分析其優劣短長。對事物的分類既是一種歸納，也是一種分析。漢代的文體分類還十分模糊。自《典論·論文》起，文體分類日見細密。《文心雕龍》則集大成而發展之，將文體劃為三十四類七十三種，雖難達全部剴切，但畢竟大為深入。特別應當指出，一般說來，劉勰對文學現象的分析，總是力求“兼解以俱通”（《定勢》），十分注意事物間的依存和聯係，而竭力避免“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知音》）的片麵性。如基本文學觀：“銜華佩實”、“華實相扶”和重要觀點“通變”觀的提出，就是運用這一方法的成果。這又一次證明方法與觀點的相互作用。也正是這一方法原則的普遍貫徹，使書中充滿了豐富的對應範疇，諸如“質”與“文”、“華”與“實”、“奇”與“正’、“雅”與“俗”、“古”與“今”、“神”與“物”、“意”與“言”、“才”與‘學”等。乃至創造出一些複合範疇，如“情采”、“通變”、“雅麗”等，其義素也聯立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