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日本人的這種轉變，麥克阿瑟將軍和他領導下的團隊所主導的美國的對日管理政策也是承認的。因此在對日管理上，美國沒有用一些令日本人屈辱的手段讓這種轉變受到阻礙。其實，從西方文化的角度來講，如果占領國美國強加給日本一些屈辱性的要求，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西方的倫理信條認為，如果對方犯下罪行，對其施行侮辱和懲罰就是讓其認識自己罪孽的有效手段，而隻有認識自己的罪行才能夠開始重新做人。但是在對待西方所謂的“罪行”問題上，日本的文化賦予了他們與西方人完全不同的理解。在他們看來，必須對自己的行為及其後果負全部責任才是一個人應當遵循的人生規則，行為和後果是錯誤的那就必須停止這樣的行為和後果繼續下去。這一準則也適應於全民族的失敗，日本人也沒有將這種失敗看做是一種讓人憎惡的屈辱。日本人所認為的侮辱是：某人或某國對他人或他國進行誹謗、嘲笑、鄙視、侮蔑和揭短。如果日本人認為自己受到了“侮辱”，那麼進行複仇會被認為是一種積極的道德。盡管西方文化難以接受日本人的“複仇”信條，但是取決於美國能否有效占領日本的正是美軍能否在“侮辱”這點上進行自製。日本人絕對不能忍受嘲笑，他們認為投降以及投降時的必然後果，如解除軍備、負擔苛刻的賠償義務等等與“侮辱”是不同的兩碼事。
日本也曾取得過對強國的勝利。當敵國投降之後而沒有讓日本人感受到它嘲笑自己時，作為戰勝者，日本也會非常謹慎地避免讓失敗的對手受到侮辱。1905年俄軍在中國的旅順口向日本投降時，有一張著名的照片在日本婦孺皆知。照片上的戰勝者和戰敗者隻是軍服不同，戰敗的俄國軍人甚至武器都沒有被解除，依然可以佩帶軍刀。據日本人流傳的說法是，在俄軍司令官斯提塞爾將軍接受日方提出的投降條件而決定投降之後，一位日本大尉和一名翻譯帶著食品來到俄軍司令部。當時，“除了斯提塞爾將軍的坐騎以外，其他所有的軍馬都已經被饑餓的俄軍宰殺吃掉。帶著五十隻雞和一百個生雞蛋的日本敵人因此得到了俄軍的由衷歡迎”。第二天，斯提塞爾將軍和乃木將軍會見。“兩位將軍握手，斯提塞爾將軍稱讚日軍作戰英勇，乃木將軍讚揚俄軍防禦堅韌。斯提塞爾將軍對乃木將軍在此次戰爭中犧牲的兩個兒子表示同情。……斯提塞爾將軍將自己非常珍愛的坐騎阿拉伯種白馬送給了乃木將軍。乃木將軍說，他非常希望獲得這匹馬，但是卻必須首先將它獻給天皇陛下。他相信天皇一定會將這匹馬賜給他作為獎賞。他向斯提塞爾將軍許諾，一旦他獲得此馬，一定會備加珍愛。”①所有的日本人都知道，後來乃木將軍為這匹馬建了一所馬廄，據說，這個馬廄比將軍自己的住舍還要講究，在將軍死後，這個馬廄也成了乃木神社的一部分。
有的人說，日本人在俄國投降後就已經完全不是以前的性格了，比如，我們都知道日本人在菲律賓的殘暴和破壞令人吃驚。但是，像日本這個經常根據所遇到的情況而改變其道德標準的民族來說，這種說法未必可靠。首先，日軍在巴丹戰役之後隻是部分投降了。在菲律賓的日軍後來雖然投降了，卻仍然繼續戰鬥。第二，在世紀之初，日本人沒有覺得俄國人“侮辱”過他們。但在二三十年代，幾乎所有日本人都認為美國的政策是對日本的“蔑視”，或者用他們的話說是“根本瞧不起日本”。不管是美國頒布的移民法，還是美國在樸茨茅斯和約和第二次裁軍條約中的態度都被日本人這樣認為，另外美國在遠東不斷擴大的經濟影響和我們向來存在的對有色人種的種族歧視也被日本人認為是一種侮辱。因此，對俄國戰敗者和對菲律賓的美國戰敗者的不同態度正反映了日本人的兩麵性格：受到侮辱時是一種態度，沒有受侮辱時是另一種態度。
不過美國人的最後勝利讓日本人的態度再次轉變。他們的最終失敗使得他們放棄了之前所選擇的方針。美國的政策和麥克阿瑟將軍的對日管理沒有讓日本人覺得受到侮辱，於是他們的態度也完全不同於菲律賓時期，美國的做法顯然奏效了。
關於天皇是否要在日本戰敗後繼續保留的問題非常重要。美國在這一問題的處理上做得十分到位。戰敗之後，天皇首先訪問了麥克阿瑟將軍，這是一個重要的標誌，比起麥克阿瑟將軍先訪問天皇，這件事讓日本人有了一次全新認識，其對於日本人的影響意義可能是西方人無法理解的。據說，當戰勝國企圖否定天皇的神聖地位時，天皇是持異議的，他說讓自己拋棄其本來就沒有的東西十分為難。天皇很真誠地告訴戰勝國，日本人從來沒有把天皇看做西方意義上的神。但麥克阿瑟司令部對天皇說，西方人卻很難改變自己的看法，這可能會損害日本在國際社會中的聲譽。於是天皇接受了這種為難，發表了否認神格的聲明。發表聲明之後，天皇要求看到世界各國對此的評論，並在讀過這些論評之後，致函麥克阿瑟司令部表示滿意。很顯然，外國人從沒想象到一個“神”將自己否定之後還有可能會表示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