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陰陽二元之哲學觀
楹聯者，對仗之文學也。這種語言文字的平行對稱，與中國道教哲學中所謂“太極生兩儀”，把世界萬事萬物分為相互對稱的陰陽兩性，有著莫大的淵源和一脈相承關係。中國楹聯的哲學淵源及深層民族文化心理，就是陰陽二元觀念。 陰陽二元論，是古代中國人世界觀的基礎。以陰陽二元觀念去把握事物，是古代中國人思維方法。這種陰陽二元的思想觀念淵源甚遠，《易經》中的卦象符號，即由陰陽兩爻組成，《易傳》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老子也說：“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荀子則認為：“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合而變化起。”（《荀子·禮論》）《黃老帛書》則稱：“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陰有陽。”這種陰陽觀念，不僅是一種抽象概念，而且廣泛地浸潤到古代中國人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萬事萬物的認識和解釋中。《周易·序卦傳》：“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儀有所措。”《易傳》中，分別以各種具體事物象征陰陽二爻。陰代表坤、地、女、婦、子、臣、腹、下、北、風、水、澤、花、黑白、柔順等；與此相對應，陽則代表乾、天、男、父、君、首、上、南、雷、火、山、果、赤黃、剛健等。正所謂“太極判以成乾坤，乾為父，坤為母，肇造乾坤祖傑；兩儀分而為陰陽，陽屬天，陰屬地，胚胎天地元神”。這種無所不在的陰陽觀念，深入到了漢民族的潛意識之中，從而成為一種民族的集體無意識。陰陽二元觀表現在中華民族共性上，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追求平衡，追求對稱，以及對“成對成雙”形式事物的執著和迷戀。
古時兒童發學啟蒙，必讀經典之一是《笠翁對韻》，從“天對地，雨對風。大陸對長空。山花對海樹，赤日對蒼穹”到“彩鳳知音，樂典後夔須九奏；金人守口，聖如尼父亦三緘”，就是這種追求平衡、追求對稱的陰陽二元哲學觀，楹聯藝術滲透入微的民族特性文化標本。
（二）楹聯與漢字
世界文學之林中，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各國都有，唯獨楹聯非中華不能為，因為楹聯是漢字文化的集中體現和智慧凝結。與楹聯比較接近的是西方的兩行詩（couplet）。兩行詩是每節（stanza）兩行的詩體，通常須押韻。然而，論起楹聯中的連綿對、玻璃對、析字聯、回文對等等特殊形式，若非對中華文化造詣臻於化境，對漢字形、音、義的了解出神入化，是怎麼都無法真正領悟其精妙所在的。
試舉杭州西湖孤山亭楹聯為證：“山山水水處處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時時好好奇奇。”試問，如何以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國語言文字來表達出這種微妙的詩情畫意？且不說英文“山水”Landscape與“晴雨”Rain or shine，從字數上、音節上都無法對稱一致，單是字麵上的曲曲折折重重疊疊就難以做到，更何況表達出其中山明水秀、桃紅柳綠的豐富內涵？
作為華夏文化符號的漢字特有的偏旁部首、單字單音節為楹聯的對仗工整、平仄錯落有致、入目清新雅致提供了客觀的語言土壤。以方塊字、單音節為特征的漢字係統兼有象形、表音、表義功能，形聲兼備，內涵豐富，可以用最少文字，傳遞最多信息。楹聯充分發揮了漢字的優點，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楹聯文學。
一副標準的楹聯最本質的靈魂乃是“對仗”。用口頭表達時，它是語言對仗，書寫出來時，它是文字對仗。我們定義“對仗”這一概念的字數相等、詞性相對、平仄相拗、句法相同這四項中，最關鍵的是字數相等和平仄相合，這裏的字數相等，不同於英語的“單詞數”相等，其實質上是“音節”相等。即一個音節對應一個音節。在英語中，單詞“car”與“jeep”在數量上是相等的，但音節不相等。而漢語的單字單音保證了這種數量與音節上的一致和對等。漢字音節、語素、文字三位一體，每個音節獨立性強，都有確定的長度和音調，音調古有平、上、去、入四聲，今有陽平、陰平、上聲、去聲四聲，皆有平仄錯落鏗鏘之美。平對仄，相拗相合，使得漢語的各字與各字之間建立起字數相等、平仄相諧的對仗關係。而英語中，即使事物的名稱、概念能夠相對，單詞的數量和詞性能夠相對，兩個句子的句式能夠相對，但其音節長短不一，獨立性弱，可自由拚讀，又無聲調，故無法相對。楹聯大多數是寫成文字，並且很多時候還要書寫、懸掛或鐫刻在其他建築物或器物上。因此，楹聯對仗的第二層即是所謂文字相對。文字相對意味著楹聯不僅是語言藝術，又是裝飾藝術。作為裝飾藝術的一副楹聯，要求整齊對稱，給人一種和諧對稱之美。漢字又恰好具備實現整齊對稱的條件，它是以個體方塊形式而存在的，方方正正，整整齊齊，在書寫中各自占有相等的空間位置。正是這種造型上的方正典雅、齊整莊重，上下聯語句的工整對仗，賦予了對聯結構上的勻稱美，無論橫寫還是豎排，都能顯得疏密有致，整齊美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