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中國上海，愁雲慘霧，腥風血雨。
中華民族曆史的航船，曾在這個世界第二大城市經受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嚴峻考驗。
時間的流水雖然淌過了80多個春秋，但生活在今天的人們，依舊對那個時代發生在上海的故事懷有濃厚的興趣；同時，那些故事中的一個又一個疑團也許依舊刻印在某些人的頭腦裏。比如：
當時，坐鎮上海的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政策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掉一個”，為何身處上海這虎穴狼窩之中的中共中央機關卻始終安然無恙？
當時，國民黨特務成群結隊，多如牛毛，他們對付共產黨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為何共產黨的中堅力量不僅沒有被他們吃掉，反而是共產黨人將他們戒備森嚴的特務機關搞得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當時，蔣介石把“滅共”作為頭等大事，夜不能寐，頻頻部署對中央蘇區的反革命“圍剿”。為何他們的絕密軍事計劃屢屢為紅軍未卜先知，並讓紅軍奪得了四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
答案就是：當時中共在上海秘密組建了鮮為人知的中央特科。
特科，一個多麼奇妙的名字！它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機構呢？
如果說，人們所熟悉的中共中央警衛團，這支人民解放軍中最精銳的部隊，是負責直接保衛黨中央的特殊警衛部隊，那麼中央特科則是在一個特殊曆史環境下保衛黨中央的另一支特殊警衛部隊。
所謂“特殊”，就在於當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中央領導人處於極其秘密的地下狀態，處於可能全軍覆沒的高度危險之中；同樣，肩負著保衛黨中央重大使命的特科，也處於極其秘密的狀態，他們的周圍不免險象叢生。
因此，中央特科那真實而又極富傳奇色彩的鬥爭曆程，驚險曲折，動人心魄，足以令那些刻意杜撰的偵探間諜故事黯然失色。
●蔣介石和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同誌處於萬分危險的境地
1927年春，當北伐戰爭取得節節勝利的時候，隱藏在革命隊伍中的蔣介石公開露出了反人民的陰險麵目，悍然於4月11日發出“各省一致實行清黨”的反革命指令。
一場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的大規模屠殺開始了。
這天下午，反動武裝開始在街市布防，大街、十字路口和主要的交通要道增設了臨時掩體和崗哨，持槍的軍人成群結隊匆匆而過，街麵上的店鋪都早早關了門。
天色漸漸黑下來了。
一切罪惡和陰謀，都借著夜幕走上了前台。
這時，一幢豪宅的大門敞開著，門兩旁站著幾個家丁打扮的年輕人。門的右上側，燈光裏映出兩個鬥大的金字——杜府。
這就是聞名大上海的青洪幫流氓頭子杜月笙的一座私宅。
一輛汽車停在了杜府門前，車上下來4個人。
早已等候在杜府門前的年輕家丁急忙走上前來，賠著笑臉問道：“是汪委員長吧？請！請！”
今晚，杜月笙在自己的府內擺下了“鴻門宴”，深宅大院裏掩藏著騰騰殺氣。
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大步走在前麵，陪他一同前往杜府的3名工人糾察隊員緊緊跟在他的身後。
一個家丁領著汪壽華他們走進了客廳。客廳裏空無一人，根本不見杜月笙的人影。
突然，房間裏的燈都熄滅了，黑暗中，汪壽華慘遭殺害，3名同去的工人糾察隊員也都倒在了血泊裏。
夜，越來越深了。此時此刻，杜月笙正在扮演著另一個陰謀的主角。
4月12日淩晨，從停泊在高昌廟的軍艦上突然升起了幾顆紅色的信號彈，頃刻之間，從租界衝出來許多人，他們兵分幾路，迅速包圍了湖州會館、商務印書館俱樂部、商務印書館印刷所、華商電車公司。
湖州會館是上海總工會所在地，商務印書館俱樂部是工人糾察隊總指揮部所在地，很明顯，從租界裏衝出來的人們隻有一個目的，就是要衝擊和搗毀上海工人階級的最高領導核心和全部武裝力量。
歹徒們一次又一次的衝鋒，遭到了工人糾察隊的勇猛還擊。交火的戰場越來越大，閘北、南市、滬西、吳淞、浦東等幾個區的工人糾察隊，都遭到大批流氓圍攻，勢態的發展對工人糾察隊十分不利。
這時，第26軍的大批士兵趕到了，他們不費吹灰之力就繳了歹徒們的槍。但一進門來，領隊的軍官就變了臉。趁著軍官和工人糾察隊的負責人說話的工夫，士兵們已經占據了有利地點，架好了機槍。
“他們的槍械已經繳了，你們的槍械也繳下才好。”軍官對工人糾察隊的負責人說。
“我們是工人糾察隊，怎麼能繳槍呢？”糾察隊的負責人說。
“他們也說是工人糾察隊！你們自己內訌，繳了他們，不繳你們，再打起來誰負責？！”軍官對身邊的士兵做了個手勢，猝不及防的工人糾察隊被迫繳了械。
天就要亮了，經過激戰的工人糾察隊員們這時才注意到，在他們的身旁，有已經停止了呼吸的工友，也有在血泊裏掙紮著的傷員。
120具工人糾察隊員的屍體被戰友們掩埋了，他們為捍衛上海工人階級的利益獻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們的鮮血，是蔣介石叛變革命，對共產黨人進行大屠殺的鐵證！
180多位身負重傷的工人糾察隊員很快被轉移到安全的地方進行治療，有些人從昏迷中醒來，強忍住傷痛，打聽著外麵的情形。
太陽依然像往日一樣，升得老高老高；黃浦江依然像往日一樣，裹挾著濁汙靜靜地流淌。
青洪幫的流氓們已經占領了上海總工會會所，一塊“上海工界聯合會”的新木牌在陽光下露著猙獰的笑容。
被大半夜的槍聲攪得心神不定的人們，已經聽到了工人糾察隊被解除了武裝的消息，憤怒的工人們從四麵八方聚集到一起，抗議第26軍庇護反動流氓武裝，用武力鎮壓工人糾察隊和上海總工會組織的暴行。
緊接著，閘北區和南市區的幾萬工人舉行了聲討大會。會議一結束，工人們便分作兩路行動起來，上萬的工人湧向湖州會館，一舉奪回了已經被流氓武裝占據的上海總工會會所；另一路，以南市的工人們為主體，冒著大雨到國民革命軍東路軍總指揮部請願，提出了三點要求：（1）交還工人糾察隊的槍械；（2）保護上海總工會；（3）懲辦流氓、肅清反動分子。
夜色沉沉，一切都在無聲無息中進行，明天，還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4月14日，又是一個陰雨天。上午10點，上海總工會在閘北區青雲路召開群眾大會，6萬多工人參加了大會，憤怒聲討劊子手，沉痛哀悼死難烈士的口號聲在整個城市上空回蕩。死難者的血並沒有使工會會員們退卻，反而更喚起了他們要為捍衛自己的組織而戰鬥的激情。
下午l點，一支莊嚴的隊伍靜靜地行進在從青雲路到寶山路的街道上，剛剛參加完集會的工人們整理好隊伍，準備到寶山路周鳳岐26軍2師師部去請願，要求立即釋放被拘捕的工友們，交還糾察隊槍械。
這支浩浩蕩蕩的隊伍在大雨中綿延兩華裏，沿途還不斷有群眾加入到隊伍中來。當時在上海負責工人糾察隊整編和教育工作的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兼江浙區軍委書記的周恩來和中共中央軍委主任趙世貴，邁著堅定的步伐走在工人階級的隊伍當中。
請願隊伍已經走到了寶山路三德裏附近，突然，槍聲大作，子彈像雨點般朝著人們傾瀉過來。手槍聲、步槍聲，最後，還有機關槍的掃射聲，與人們發出的驚叫聲，攪作了一團。麵對這突如其來的槍林彈雨，手無寸鐵的人們做出的第一個本能的反應就是迅速躲避。可是，街巷狹窄，隊伍擁擠，驚慌失措的人們根本無法退避。他們隻剩下唯一的選擇：用自己憤怒的血肉之軀，去承受那喪心病狂的凶惡的子彈。
十五六分鍾的機槍掃射過後，街麵上已經躺倒了100多具屍體，受輕傷、重傷的人們更是不計其數。雨水和死者傷者的血彙集成小溪，彙集成河流，寶山路上，竟然流著一條血河！
見此情景，蔣介石立即下達緊急命令：軍隊立即對寶山路實行特殊戒嚴。為了掩人耳目，一輛輛蓋著氈布的軍用卡車把死者的屍體拉到郊外的秘密地點掩埋了。
慘絕人寰的上海寶山路血案發生後，蔣介石又下達了一個命令：查封上海市總工會和上海市一切革命機關團體。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猶如一塊試金石，使那些虛假的、投機鑽營的、趕時髦的、背叛革命的不堅定分子都現出了原形。黨雖然遭受了慘重的損失，但是黨的隊伍更加純潔，黨的戰鬥力也更強了。
然而，更嚴峻的考驗還在等待著中國共產黨人。
1927年4月1日，汪精衛從國外回到上海。這時，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翼集團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血洗上海的共產黨人。
為了迫使汪精衛集團就犯，把國民黨黨政軍大權獨攬在自己手裏，蔣介石請汪精衛一起，和吳稚暉、李石曾等人召開秘密會議，向汪精衛提出：馬上“分共”。
那是一段非常時期，中國共產黨人對昨天的合作夥伴的突然翻臉沒有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中共總書記陳獨秀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剛剛在4月5日還和他一同發表聯合宣言，表示繼續堅持兩黨合作的方針的汪精衛，兩個月以後，已經暗中策劃著“分共”的具體實施辦法了。
7月14日晚，汪精衛召開了一個絕密會議，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團的名義，通過了“分共”和大屠殺計劃。
7月15日上午，汪精衛又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統一本黨政策案》，規定：在國民黨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及國民革命軍任職的共產黨員，必須聲明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不準共產黨以國民黨名義做共產黨工作，不準國民黨員加入他黨，違者以叛黨論。
汪精衛緊步蔣介石後塵，把“容共”和“合作”的麵紗一層層撕掉，露出了原本的猙獰麵目和深藏的殺機。“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使第一次國共合作最後破裂，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了。
緊接著，鋪天蓋地的大搜捕在軍隊中，在政府各部門中，在工廠、農村、學校，攪得人們心頭一陣陣縮緊。瘋狂的敵人喊出了“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掉一個”的口號，多少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倒在國民黨反動派的槍口之下！
到1927年11月，僅6個多月的時間裏，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人數由近6萬人減少到1萬人。到1928年6月，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已經有31萬至34萬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還有4600多人被監禁。
周恩來曾說過：“那時中國的白色恐怖，可以說是全世界曆史上所絕無而僅有的殘酷。”
●國民黨的鷹犬們萬萬沒有料到，他們想要搜捕的共產黨要人，竟然藏身於一艘英國貨船之中，從他們的眼皮底下安然通過
大江東去，江霧迷茫。
1927年9月下旬，一艘懸掛“米”字旗的運木船從漢口碼頭順流而下，向長江盡頭的上海駛去。
這艘貨船屬於英商祥泰木器行，經常往返於武漢和上海之間。本來，貨船是不搭載乘客的，但一位姓陳的舵手卻把幾位乘客悄悄地帶上了船。在其他船員看來，姓陳的舵手大概是在“捎黃魚”，船員私載乘客撈點外快的事在船上是公開的秘密。在一艘船上，舵手的地位雖不能和船長、大副相比，但畢竟也還算得上有頭有臉的人物，所以舵手要帶上幾位客人搭乘貨船並非難事。
9月上旬以來的一個多月時間內，姓陳的舵手接連帶了好幾批乘客上船。這些不去搭乘舒適的客輪卻跑來擠在既陰暗又悶氣的貨艙中的乘客，從穿著來看倒像生意人的模樣，但大都文質彬彬，眉宇間總有一種難以掩飾的知識分子特有的氣質。不過這些乘客大都隨身帶著大包小包的貨物，也像是跑生意的樣子。然而，這些“生意人”就像約好了似的，無一例外都是從武漢前往上海，似乎那裏有什麼生意特別值得去做。
沿江的各大碼頭上，全副武裝的警察、憲兵以及身著便衣的密探在嚴密地盤查過往船隻。鷹犬們的目光緊盯著每一張臉，竭力想在乘客中發現被通緝的共產黨要人。因為這些共產黨人差不多每個人的頭上都懸有一筆令人垂涎的巨額獎金，警察、憲兵和密探們誰也不想放過這升官發財的絕好機會。
祥泰木器行的貨船是一艘運木船，船上的貨物一目了然，尤其是貨船的桅杆上還懸掛著一麵英國國旗。因此，軍警和密探們要麼是沒有去注意它，要麼是不敢去碰它，以免自找麻煩。總之，他們沒有想到要上船去搜查一番。即使是那些不時在江上遊弋的巡邏艇也是匆匆地從它旁邊疾駛而過。因此，祥泰木器行的運木船一路通行無阻，直達上海。
國民黨的鷹犬們萬萬沒有料到，他們竭力想要搜捕的共產黨的一些重要領導人，正是藏身於這艘貨船之中，從他們眼皮下安然通過。並且這艘貨船上還藏有中共中央的文件、活動經費以及槍支彈藥，這些東西就裝在這些“生意人”隨身攜帶的“貨物”裏麵。
祥泰木器行運木船上那姓陳的舵手，是一位中國共產黨黨員。從1926年5月以來，這艘船就成了中共中央在上海與武漢之間的一條秘密交通線。武漢“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之後，中共中央機關主要就是利用這艘運木船，避開國民黨軍警的嚴密搜捕，秘密地從武漢轉移到了上海。
當時的上海，被一片白色恐怖籠罩著：警車不時在街頭呼嘯而過，淒厲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騎警的巡邏馬隊疾馳在大街小巷之間，馬蹄敲擊著地麵有如雷鳴一般；各個旅館客棧都受到警察仔細的搜查，車站碼頭上更是崗哨林立；暗探的眼睛在四下搜索，不放過任何一個角落。國民黨和租界巡捕房張開有形和無形的網，企圖將共產黨人一網打盡。
1927年11月的一天，在上海公共租界內的麥特赫斯脫路電話局對麵弄堂的一所房子裏，有幾位商人模樣的人正在談著什麼。他們聲音很低，表情嚴肅。
開會的屋子附近，蹲著幾個賣香煙、水果的小販。他們的目光警惕地打量著街口的動靜，他們的貨攤下麵藏著子彈早已上膛的手槍。不時還有肩挑餛飩豆腐腦擔子的小販吆喝著從開會的屋子前麵走過，這些都是負責保衛會議的武裝警衛和流動哨。一旦警車在街口處出現，他們將一麵拔槍抵抗，一麵掩護開會的同誌迅速撤離會場。
這是中共中央幾位高層負責人在這裏召開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議的主持者瞿秋白，隻有28歲，皮膚白淨，戴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看上去完全是一介文弱書生。而他作為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此時實際上是繼陳獨秀之後的第二任中國共產黨領袖。瞿秋白召集這次會議，中心議題是在全國各大城市中創造一個總暴動的局麵，以反擊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人的瘋狂屠殺。
對於年幼的中國共產黨來說，1927年是一個充滿災難的年頭。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中共中央兩次被迫遷移。第一次是從上海遷往武漢，第二次則是從武漢遷回上海。兩次遷移，都是因為猝不及防地遭到過去的盟友的突然襲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