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靜江笑道，張老板的生意，那有小的，倒是願聞其詳。
張一鳴道，我們浦建準備聯合江浙財團在杭州辦一個世界最大的紡織集團。包括棉紡、毛紡、化纖、絲綢、印染等，我國人口眾多，衣食住行乃是最容易盈利的項目，尤其是現在，紡織品都被日本和英國壟斷，不是長久之計，國家財富大量外流，看著觸目驚心。
張靜江也感歎道，是啊，現在看著市麵上一片繁榮，其實都是進口的洋布，上海滿大街的旗袍用料紗、繪、綢、緞、花呢、棉布等應有盡有。國產的三成都不到。全國的紡織企業就武漢、南京、上海、青島集中些。規模小不說，在價格上一直被洋貨壓製。人家除了運費都比我們本土便宜啊。
張一鳴道，你老是老前輩，我國紡織業的問題出在哪裏呢。
張靜江道，上海一帶原來就是我國的土布棉紡織中心，從南宋開始就有衣被天下支撐。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之後，以及隨後的五口通商，中國的商品進出口門戶被打開，農村的手紡織業受到機製洋紗洋布猛烈衝擊，當時外國紡織品主要有粗嗶嘰、羽毛紗、毛毯、天鵝絨、白布、灰布、印花布等，這些進口商品中，毛織品和棉織品有極大比重。清同治十至十二年（1871－1873年）上海進口的洋布、洋紗的價值占所有進口貨的1/3洋布的進口值達3200萬銀元。我看過一份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七月，英國領事的對華商務報告。其中講到中國人所織的白而結實的布比我英國貨物貴得多。上海發現，由於我布代替了中國布的結果，織布業已迅速下降了大量進口紡織品輸入中國，作為通商口岸的上海其手工棉紡織業最先受到衝擊。棉紡織業上海地區手工業的支柱，大量洋紗洋布的進口，上海開始出現了紗業停頓”無布可織”現象。清光緒九年（1883年）英國領事的商務報告中又說：上海鄰近地區，每個村莊裏都有英國棉線出售，每個商店的貨架上都可以看到英國棉線”采用英國紗線進行紡織是當時國內織布業節約成本的無奈之舉，沒有配額的外國紡織品巨量入口使中國傳統的手工棉紡織業遭受到重創。到清末時我國的土布和土紗基本就瓦解了。
張一鳴道，我長期在美國，對國內的情況了解不多，我國的機器紡織業發展的如何呢。在上海我隻接觸過榮氏兄弟。對這塊的來龍去脈了解不多。
張靜江道，我國的近代紡織業是從生產毛巾開始的，1840年後西洋人發明的毛巾進入中國，毛巾的良好吸水性，受到我國的歡迎。國內也開始有人仿製。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時，江蘇省川沙縣張藝新、沈毓慶等人，大規模改進土布木機織製生紗，然後用土紗製作土毛巾獲得成功，銷量非常好，並在城廂沈宅設立經記毛巾廠，有紡織木機30餘台，並招收婦女工人生產土紗毛巾。經記毛巾廠這一招絕處逢生當時在破產邊緣的土布生產者看到曙光紛紛效仿，一時川沙的家庭毛巾生產作坊、工場紛紛建立轉入毛巾織造，三四年時間裏川沙城廂、江鎮、合慶、營房、蔡路、青墩等地有十多家毛巾生產工場，川沙生產的毛巾迅速被市場接受，川沙也從此被譽為“毛巾之鄉”從這裏開始我國的近代紡織業開始逐步起步發展。之後不久南彙、嘉定、鬆江、無錫、南通等地也發展出毛巾產業，1900年前後江蘇全省有五十餘家較大規模的毛巾廠，1908年無錫國和毛巾廠有人力毛巾織機一百餘台，有日生產百打毛巾的能力，江蘇生產的毛巾以16支紗居多，40支以下紗線在上海無錫等地購買，40支以上紗多為日商提供，主要毛巾產品為麵巾和擦巾，不但在本地銷售還轉運到上海口岸出口。
另外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1903年安徽省肥西三河鎮洪兆明從日本帶回兩條“東洋”毛巾，毛巾的柔軟和良好吸水性能引起當地的土布生產者的興趣並努力進行仿製生產，當時正在該地學習打紗織布生產技術的洪明炯，將東洋毛巾拆散開研究其組織結構，經過反複推敲並對織布小機進行改進最終成功仿製出毛巾，用洋紗織造生產首批三十多打毛巾，市場上銷售一空，至1908年洪明炯在南京三牌樓附近開設洪遠記毛巾廠已經有木織機70多台，此後其又與人合股在合肥開設華陽毛巾廠、崇實毛巾廠，帶動了整個地區的毛巾生產行業的發展。毛巾出現較早的另一個地區是武漢三鎮，1907年有成章、自新、承記、順昌、同泰、錦彪等六家小型毛巾廠，織機66台，114名工人，生產“洗臉用”和“檫汗用”兩個品種的毛巾，月產量有4400打生產能力。漢陽的毛巾廠，規模不大，產品亦少，其產品質量與外貨相比是非常粗劣，但較牢，因價廉，銷路很廣。全國其他地方，這個時期受“洋務運動”影響部分政府官員及開明人士積極開展“實業救國”也創辦了一些毛巾被單生產工廠，如1902年清政府在濟南設立工藝局，購置新式紡織機器開設毛巾、織布、織毯等廠。天津1904年設立實習工場分設機織、染色、提花等12個科目，天津始有機器織毯。同年河南開封設民藝局，有木織機40台年產毛巾三千多打。1906年陝西省鳳翔知府開設工藝廠，陝西也開始有了生產毛巾的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