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套叢書旨在繼續中國文化同西方文化間的對話。它既強調差異性，也強調似性。然而，要實現這目標，必須以這樣一個假設為前提：不同的文學觀念在不同的社會中有其共同的東西，或者至少說，它們顯示出不同文化族的某些類同性。
為何以及如何將文學同其他語言交流的形式區別開來，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什麼是文學創作和文學閱讀的不同規範及傳統？我希望並且期待著，這套叢書的編輯和作者們能致力於對這一問題的解答。當我們遭遇由不同意識形態和哲學觀念產生的混亂及困惑時，文學也許是最後的一種手段，一種精神的“生命浮標”——它保證了彼此間的精確表達和一種新的相互理解。
杜威·佛克瑪
荷蘭烏德勒支大學
2002年5月24日
樂黛雲
20世紀90年代上半葉，北京大學和南京大學的比較文學學者曾合力主編了一本《中國文學在國外》叢書（花城出版社出版）。為了祝賀這一創舉，法國比較文學大師艾田蒲教授曾親自為這部叢書寫了一篇序。“序”中提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說，有一次，他在巴黎大學講授法國19世紀文學運動，課後向學生說明他所參考與引證的文章都借之於中國文學。艾田蒲教授描述說；“這番話令四座皆驚。我覺得以這樣的方式，無可辯駁地指明了那些帶著高傲口吻談論‘黃種人’的人是多麼愚蠢而卑鄙！”他充分肯定了研究中國文學與文化對外國文學與文化的影響是一個極有價值，極富潛力的課題，他希望有更多中國學者進行這方麵的研究。可惜當《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叢書聚集一批著名專業學者，正在時這課題進行全麵開掘，深入鑽研，即將收成之時，艾田蒲教授卻於2002年1月7日與世長辭，未能親眼看到他所闡明的真理和他所開辟的這一領域是如何日益深入人心，開花結果！
從《中國文學在國外》到《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時中外文學關係雙向闡釋的研究來說，的確是個新的飛躍，這是和數年來比較文學研究水平的提高與比較文學視野的擴大分不開的。回首20世紀100年來中外文學關係的研究，大約有以下幾種類型外國某作家在中國；中國某作家在外國；外國某種思潮在中國的影響和流播；以某種外國文學作品和理論為比照，重新詮釋中國文學理論和作品；探討中外文學對於某一共同問題的不同讀解作為中外文學關係橋梁的翻譯研究等等。但是，總的說來，係統研究中國文化和文學對外國文學影響的論著，與研究外國文化和文學對中國文學影響的論著相比，為數確實不多。開風氣之先的恐怕就算1926年載於《學衡》雜誌的《孔子老子學說對於德國青年的影響》和1927年載於《小說月報》的《歌德與中國文化》了。這兩篇文章都由外國人所寫，但卻激發了中國人的興趣。緊接著，192年至1931年《嶺南學報》發表了陳受頤先生的《18世紀歐洲文學裏的趙氏孤兒》、《魯濱孫的中國文化觀》和《18世紀歐洲之中國園林》等三篇文章；後來又有範存忠的《約翰·高爾斯密與中國文化（1931），方重的《18世紀的英國文學與中國》（1931）和朱謙之的《宋儒理學對於歐洲文化史的影響》（1937）等。然而，在中國比較文學大發展的20世紀80年代，這方麵的研究卻明顯地相對薄弱我想這原因大概是由於進行這類研究，需要很高的外語水平，80年代外語能力能達到像陳受頤、範存忠等前輩學者水平的比較文學學者恐怕還不多，同時，比較文學研究本身也還有一個逐步積累和深入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