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原創還是文學作品改編，作為創作主體應該對生活有一種激情，一種理想，一種嚴峻的思考。如果對生活本身失去的任何激情，滿眼的灰色與悲涼，其作品所表現的一定不會充滿著激情與理想。今天的電影創作，過分追求個性化，電影群體意識裏故作一種深沉的焦慮與孤獨，雖然年屬於“70後”，“80後”，充斥鏡頭的卻是沉悶、壓抑、神經質、人性的異化，人格的分裂，顯示出濃鬱的病態風格。電影不是不能去表現自我個體理念欲望與生存經驗，但是作為一個充滿劇烈變化的時代電影敘事，相當多的創作放棄理想、激情、生命力、主體性高揚而一味追求“欲賦新詩強說愁”的偽“歐洲現代主義”電影風格，拋卻本民族文化敘事傳統與心理，這樣的電影作品雖然能在國際上招來老外的“喝彩”，但作為13億多萬的本國民眾卻不予買帳。這樣的電影價值意義有多大？導演們拍電影的宗旨是給自己看的？
我們提倡學習任何流派的電影表現手法，但是，不主張整個時代電影創作都在“解構”現實或者“戲耍”曆史。少數人可以去嚐試，但作為一代電影人都被成為高深的“哲人”，老百姓看電影就會感到“神經痛”而拒絕電影。全世界有一個畢加索，一個高更，一個蒙德裏安，一個黑澤民，一個阿巴斯，世界就有了新潮，有了先鋒，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是“畢加索”，畢加索的存在還有何意義？很多先鋒敘事的電影者不屑“紅色經典”電影的政治話語，甚至對“第五代導演”表現的民族關懷與愛國精神也表示批評，而他們自己的作品卻日益失去觀眾，脫離人民，以少數的個人情緒表現代替社會生活的本質。因此，在今天我們重溫“紅色經典”的曆史意義與表現手法，對我們加強導演的時代意識、責任意識、電影倫理精神與愛國主義思想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國家廣電總局於2004年5月25日下發了《關於認真對待“紅色經典”改編電視劇有關問題的通知》，要求影視製作單位在改編“紅色經典”時，必須尊重原著的核心精神，尊重人民群眾已經形成的認知定位和心理期待，絕不允許對“紅色經典”進行低俗描寫和杜撰褻瀆。因為近些年來，將古典名著“戲說”以後，一些急功近利的追求商業利潤的電視導演又將現代文學史上的紅色名著經典進行肆意改編，以一種不忠實原著，按照導演自己膚淺浮躁的心態去隨意對作品主人公，小說主題進行篡改，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評。譬如前幾年的，電視劇《林海雪原》、《小兵張嘎》等被搬上熒屏後引起許多觀眾的不滿和批評。網絡也開始了對紅色經典的作品進行惡搞。“顛覆”英雄人物形象，譬如《閃閃的紅星》被網民“胡倒戈”製作成《閃閃的紅星之潘冬子參賽記》，在《參賽記》中，小英雄潘冬子變成了一個整日做明星夢希望掙大錢的“富家子弟”，潘冬子的父親變成了“地產大鱷”，而潘冬子的母親則一心想參加“非常6＋1”，惡搞後的整部片子，甚至還夾雜一些不健康的對白。在“惡搞”風潮中，楊子榮變成了一身江湖氣的夥夫；紅色娘子軍的故事被改編拍攝時曾宣稱是一部“青春偶像劇”，吳瓊花與洪常青之間的情感糾葛成為主要賣點。
從對紅色經典的改編與“惡搞”中，再對照我國老一輩革命藝術家的文藝追求他、與電影精神，那些肆意按現代人的“施虐”與“受虐”心裏去篡改原作精神失去可對藝術最起碼的尊重精神。他們對名譽、金錢的追求淹沒了藝術的良知。“紅色經典”是我們現代中國無數優秀兒女用自己的鮮血與生命換來的“經典”，很多英雄就是現實生活中被敵人殺害的真正革命者，今天，當我們享受著高度的物質利益的時候，居然故意去歪曲為我們今天美好生活而犧牲的英雄，這些電視的編劇們與網絡痞子們難道不感到羞恥與愧疚嗎？
“紅色經典”，是圍繞著革命曆史創作、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一些優秀作品。它能在革命曆史時期經過廣大群眾的鑒賞與檢驗脫穎而出，這本身就說明了它豐富的精神底蘊。它不僅僅具有文學史上的意義，還承載著整整一代人的生命經驗，包含著一種質樸的、豐厚的道德情感。紅色經典作品決不允許以商業化與庸俗化的態度進行破壞性的改編，無論是電影還是電視劇，我們應該以無限崇敬的心情對待我們的先烈，對待曆史殘酷與血腥的真實狀態，對待曾經給我們祖輩、父輩以熱血沸騰的精神力量這些優秀作品。
在麵對日益虛無主義的曆史表現與極端個性主義的電影發展趨勢，麵對中國本土電影越來越失去更多觀眾的同時，麵對“80後”越來越對中國革命曆史的無知，我們提倡重觀“紅色經典”電影，除了尊重及學習革命先烈的人格與精神外，更多地學習“紅色經典”電影藝術上給我們的啟迪，對今天那些晦澀、偏執、沉悶、壓抑的電影注入一股新鮮的活力與藝術審美的激情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