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似紙張張薄，世事如棋局局新。”
明代的紙幣在宋、元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發展。
《明史·食貨誌》記載：“明年(1375年)始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令民聞通行。以桑穰為科，其製方。高一尺，廣六寸，質青近，外為龍文花欄。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資交易。違者罪之。”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又詔令百官祿米皆給鈔，始以紙幣為官員薪俸。清代由於銀兩和銅錢重新大量流通，紙幣作用因之減小。
明、清宮廷和民間流行一種裝飾用的糊壁紙。
清人李漁在《閑情偶寄》中，介紹了一種糊壁紙的用法：“糊書房壁，先以醬色紙一層，糊壁作底。後用豆綠雲母箋，隨手裂為零星小塊，或方或匾，或短或長，或三角或四五角，但勿使圓，隨手貼於醬色紙上，每逢一條，必露出醬色紙一線，務必大小錯雜，斜正參差。則貼成之後，滿房皆水裂碎紋，有如哥窯美器。其塊之大者亦可題詩作畫，置於零星小塊之聞……無一不成韻事矣。”這種糊壁法以兩種紙箋雜色相間，錯落有致頗具藝術風格。而這類用以糊壁的裝飾紙，一般染成各種顏色，有的還在上麵題詩作畫或印製彩圖，與當今流行的用以室內裝修的牆壁紙極其相似。
明、清時期宮廷和民間仍經常使用紙製品，種類和數量日益增多。明人顧超的《梅花》中有“寒生紙帳春多夢”的詩句，說明了明代仍有紙帳。明太祖朱元璋開國之初提倡節儉，下令所有宮女一律用紙做衣服護領，一日一換，以保持清潔。這種做法，免去了宮女每日換新衣的舊例，節省了費用。
不久民間紛紛效法，風行一時。不過，宮中護領用的紙相當高級，一律由江西玉山縣進貢。民間用紙則比較粗糙。
清人鄧之誠在《骨董瑣記》中，提到有一種紙簫的品質在竹簫之上：“閩開元寺前，有卷紙為簫者。周亮工得之，色如黃主，扣之鏗然，以試善簫者，無不稱善，或題之曰：外不澤，中不幹，受氣獨全其音，不窒不浮，品在佳竹之上。”清人邱菽園在《菽園贅談》中，也談到清代有紙硯和紙酒杯：“抑吾又聞貴州出紙硯，用之曆久不變。餘杭蔡冶山得紙杯注酒，不滲不漏。”可見明、清時期的紙製品，已廣泛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之中。
在明、清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造紙行業也像其他生產部門一樣，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明清造紙業改變了過去一家一槽的小批量生產方式，實行多槽聯合，槽戶主人雇傭造紙工人，槽坊內部分工更加明確，生產規模擴大，槽戶的日產紙量因而大增。
據清代康熙年間編《上饒縣誌》記載：“江西鉛山石塘鎮，各槽戶幫工不下一兩千人”。清人嚴如煜在《三省邊防備覽》中，對道光初年陝南造紙業進行了描述：“西鄉紙廠二十餘座，定遠紙廠腧百。近日洋縣華陽亦有小紙廠二十餘座。廠大者匠作雇工必得百數十人，小者亦得四五十人。”
嚴如煜還在書中寫了一首《紙廠詠》詩：“二千餘年來，遺法傳鄉裏。新篁四五月，千畝束青藤。方塘愁磚石，尺竿浸落水。成泥奮鐵錘，縷縷成絲呆。精液凝瓶甑，急水沸鼎耳。幾回費淘漉，作意淨渣滓。人槽淨小簾，玉版層層起。染績增彩色，縱橫生紋理。雖無繭綿堅，尚供管城使。馱負秦隴道，船運鄖襄市。華陽大小巴，廠屋簇峰壘。匠作食其力，一廠百手指。”從這些記載和詩作中可以看出，清代的一些造紙作坊或工廠，已具有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生產的規模和性質。
明、清一些規模較大的槽坊，內部比以前分工更細。據清代乾隆年間編《鉛山縣誌》記載：
“每槽四人，扶頭一人，春碓一人，揀料一人，焙幹一人，每日出紙八把。”由此可見，槽坊分工非常明確，第一道工序設有專門負責的紙工，各司其職。而且還有工頭(扶頭)。在當時這對造紙業的發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生產效率相對提高。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商品從一個要完成許多種操作的獨立手工業者的個人產品，變成了不斷地隻完成同一種局部操作的各個手工業者的聯合體的社會產品……構成工場手工業活機構的結合總體工人，完全是由這些片麵的局部工人組成的。因此，與獨立的手工業比較，在較短時間內能生產出較多的東西，或者說，勞動生產力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