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思源終於作出個決定：就在當地小鎮上的裁縫店裏做一身中山裝。
他從箱子裏拿出一塊藏藍色的毛華達的麵料，裝進一隻黑色的人造革的挎包裏，然後將挎包往肩上一挎，走出了工廠集體宿舍的房間。
集體宿舍是座三層樓的樓房，座落在廠區西麵的一座山崗子的半山腰上。他沿山上的小路走下山後，就徑直朝廠區南麵的小鎮方向走去。
走在半路上的他，“嗨--”的一聲，萬般無奈地重重地歎了口氣。他想，要不是跟這個倒黴的工廠一起搬遷到這個大深山裏來，何至於為做一套衣服而躊躇再三。
他現在所在的L廠原本所在的地址是本省省城C市。“文革”時，該廠的群眾組織把本省的主要負責人整得挺厲害。一九七零年，該負責人複出，一紙搬遷令，就把該廠的全部人員和設備一齊發配到本省東部最偏遠的大深山裏的一個小鎮旁。突如其來的“大搬遷”如同一場噩夢，該廠的全體職工及其家屬，從一接到搬遷令開始到已在這大深山裏落戶後，都無一例外地一直在這噩夢中痛苦地掙紮著。幾個月後，當他們身心俱損地陸續地從這噩夢中爬出來後，眼望著這四周銅牆鐵壁似的重重高山，也隻有“望山興歎”的份了。最倒黴的是和許思源一起剛剛從農村招進該廠還沒幾個月的幾十名男女知青。他們與“文革”的那筆“孽債”毫無瓜葛，好不容易盼星星盼月亮地盼到脫離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村，重新回到朝思夜想的大都市，卻又被無情地甩進了這農村的大深山裏。
工廠搬遷到這大深山裏八年來，除了生活物資匱乏、交通不便、文化閉塞讓這些城裏來的人犯愁外，還有一個讓他們犯愁的--那就是做衣服難。其實工廠跟前的這個小鎮上就有家裁縫店，完全可以承擔起這個廠子一千多職工及其家屬的日常所穿衣服的製做。可是這些城裏人幾乎都不在這個小店裏做衣服，因為他們怕這個小店把衣服做成土裏土氣的“農民裝”。因此搬遷到此地這麼些年來，這些城裏人總是利用節假日舍近求遠地千辛萬苦地上C市去做衣服，或買衣服。
尤其是“文革”結束後的一年多來，雖然我國在衣著穿戴方麵，“老三樣”--中山裝、學生裝、軍幹裝，和“老四色”--黑色、藍色、白色、綠色還占據主導地位，但是隨著人們思想的逐步解放，海外文化特別是服飾文化的悄然輸入，在城市裏，喇叭褲、直板褲、哈服、超短裙和解放後或“文革”中幾乎絕跡的西裝、夾克衫，以及各種鮮豔亮麗的服飾色彩正悄悄地興起，頗有“時有幽花一樹明”的情勢。城市中這種服飾文化的動態，不可避免地影響到L廠這些人在大深山心係大都市的城裏人。他們更是不敢在這山鄉小店做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