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現象持續著。整整過去了兩年，它還在延續。終於，政府再也沒有辦法容忍了。於是，經過仔細認真的討論，朝廷決定給地方政府發一道政令，要求銀號和錢鋪在人們兌換錢幣的時候，要將銅錢和紙幣同等對待。並且，關於想要哪一種錢幣，顧客有自由選擇的權力。這道政令很快就發出去了，但結果，如同石沉大海，沒有起到任何效應，就像以前政府頒布的任何有關金融的指令一樣。可以說，不惜花費高於本金百分之十五的價格，用銅錢收回紙幣，這種情況隻有在中國購買東西的時候才會出現。
另外，全國各地分布有銀號，它們專門經營彙兌業務。所有的彙款，經由這些銀號，可以寄往全國各個不同的角落。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這樣一個理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因此，在整個大清帝國的疆域內，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都歸皇帝一個人管理。在整個國家，皇帝就是臣民的父親，是全國這個大家庭的家長。對於他管理之下的任何事物，他都有權按照自己的喜好處治。一個人，對於自己來說，是不可能向自己借錢的。所以，從理論上來講，中國政府是不會存在內債的，而且永遠也不會。當國家出現一些特殊的緊急情況時，便會出現名目繁多的自願捐獻的名頭。自然，這些名頭會被強加給大臣和百姓的身上。在此過程中，朝廷還會賜予某些人一定的名譽稱號，以表彰他們的積極捐款和慷慨雅量。
在中國，每一個人還得上交人頭稅。雖然從名義上來說，人頭稅比較輕，但是這種稅款由於比較固定，不受任何外在的因素影響，因而對於老百姓而言，也是一筆不小的負擔。政府壟斷了鹽業，僅就這一項收入，每年就可以聚攏好多錢財。在國家所有的收入當中，土地稅是最為豐厚的一項。每一畝土地，要征收大約二十五美分的土地稅。每一年，政府的收入可以超過一億五千萬美元。此外，還有很多稅種，多得就像牛毛一樣。在這裏，我們沒必要再進行全麵而又詳細的描述，就可以知道：盡管從法律的角度來看，這些稅收不會給人們造成多大的沉重負擔，但是這種稅收製度波及的範圍廣，十分全麵，幾乎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逃掉皇糧和國稅，即便是那些遠在天涯海角的人。由此可見，這個國家中的每一個人，都要為國家的存在而付出自己的辛勞。
關於每一年朝廷的總收入，要想準確地予以判斷，並給出一個具體的數字，對我們來說，是沒有辦法做到的。就算是中國人，不管是在朝廷內部，還是在朝廷之外，沒有人可以給出一個準確的估計。對於國家而言，每年的收入是一個巨大的數字。但是，關於這個數字，究竟是多少，卻沒有人能夠給出答案。這一問題之所以這麼費勁，沒有辦法弄出個究竟，是因為國家征收稅款的手段、措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各自承擔的比例，以及收稅人各種合法和違法的侵占等因素所致。加之，還有一些不確定的因素，算起來可以達到十幾種，從而使這一問題根本無法得到解決。
在中國，還有許多稅收，是實物形式的，比如大米。在某一些省區，每一年都要將生產的大米運往北京。在那裏，這些大米將作為皇糧儲藏起來。同時，在北京城及其附近的八旗軍隊，也依靠這部分糧食生活。作為內陸水係，大運河是一個浩大的工程。開鑿大運河，主要是為了將南方的大米運到北方。大運河從杭州起，北上一直到達北京，全長約七百英裏。它的開鑿從七世紀開始，一直到十四世紀才算完工。在此過程中，人們充分利用天然的河流，因此，整個運河自然包含了許多天然水係。大運河的開鑿，是一項耗費時間、人力和財力的工程。與萬裏長城相比，大運河沒有太大的名氣，卻有著更為實用的價值。現在，由於年代久遠，大運河的某些地方已經沒有辦法修理。
即便如此，它仍然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作為一條重要的水上交通要道，每年大量的糧食，都要通過它運送到北京。
與盛產大米的省份一樣，出產絲綢的地區為了完稅，必須向中央政府上交一定的生絲或者絲綢製品。北方邊遠的蒙古地區，要上交馬匹稅。一般來說，清朝的士兵會使用這些馬匹。當然，馬匹不僅限於軍事用途，還會用在其他方麵。而產茶葉的地區，則要上交茶葉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