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元元年）夏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雞鹿塞，度遼將軍鄧鴻出稠陽塞，南單於出滿夷穀，與北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追至私渠比海。竇憲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北單於遣弟右溫禺王奉奏貢獻。
《後漢書·竇憲傳》記載也與此同：
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裏，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東漢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北伐北匈奴。在杭愛山下，斬首數萬，引起北匈奴西遷。當時，大史學家班固隨軍出征，為竇憲在燕然山作銘刻碑記功（燕然勒銘）。後來史家無不歌頌竇憲的卓越武功，無不洋溢著民族主義的豪邁精神。其實大錯，實際情況是“燕然勒銘”是朝廷權貴為了滿足個人政治私欲而對北匈奴發動的一場無辜殘殺的戰爭。
八
據袁宏《後漢紀》所記：
憲性褊急，數自困，輔政之後，遂作威福，睚眥之怨無不報。（中略）時齊煬王子都鄉侯暢奔章帝哀，上書未報，憲使客刺殺暢。後事發覺，憲懼誅，自請擊匈奴，功以贖死。
從上引資料可以看出，都鄉侯劉暢進京朝見天子，因為沒有向竇憲上書打招呼，被竇憲派刺客刺殺。事發，定竇憲死罪。但是，竇太後庇護哥哥，派竇憲帶兵30萬北伐北匈奴，以恕其罪。
竇憲北擊匈奴純粹是為了個人免罪，竇太後庇護兄長，殃及無辜。匈奴當時侵犯邊疆了嗎？漢政府和北匈奴是敵對關係嗎？曆史的記載是否定的。當時南單於內附，北匈奴納貢，兩家關係是和好的。
九
中華作為大國，當“修仁行義”，使“夷狄慕德”。然而，竇氏外戚卻隻從一己私利出發，發動對北匈奴的戰爭，邊疆民族的鮮血鋪平了他們登上權力巔峰的道路。
何況，遊牧民族戰時為兵，平時為民，在與漢廷和平的情況下，就基本上沒有做防禦措施。故竇憲斬殺數萬其實殺的大都是普通百姓。故北匈奴西遷，其民族心情可想而知。
故燕然勒銘其實是對兄弟民族的背信棄義的殘殺，不是中華帝國國力強盛、國威遠揚的象征。
那麼，“都護在燕然”，以討伐吐蕃取得勝利的河西節度副大使崔希逸比“燕然勒銘”的東漢外戚竇憲，顯然充滿了諷刺之意。
十
據《資治通鑒》卷214記：
初，希逸遣使謂吐蕃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有奸人交鬥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畜牧被野。時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遂破勃律；上甚怒。會希逸人孫誨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稱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偕往，審察事宜。惠琮等至，則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自涼州南入吐蕃二千餘裏，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乞力徐脫身走。惠琮、誨皆受厚賞，自是吐蕃複絕朝貢。
曆史是驚人的相似，700年以後的唐朝玄宗開元二十五年，河西節度副大使崔希逸率兵討伐吐蕃，其故事再次重演。
十一
當時，河西節度副大使崔希逸和吐蕃王朝和談成功，吐蕃撤出了邊界上的戰守設施。唐玄宗下令崔希逸趁機進攻，崔希逸認為此舉不義。唐玄宗派太監督戰，逼崔希逸出兵。崔希逸隻好兵進青海湖，斬首幾千而還。
崔希逸和吐蕃講和，唐玄宗背信棄義，強命崔希逸進攻，這場戰爭也是一次對周邊民族的無辜殘殺。漢唐王朝作為大國，卻失信四夷。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中夏四夷，言語不同，服飾各異，但自古一體，怎麼能因一己之政治私利而隨意威之以刑，加之以兵呢？
十二
因此，這場戰爭與燕然勒銘顯然屬於同一性質，是對兄弟民族的無故殘殺。那麼，王維的詩表達了怎樣的感受呢？
在當時，唐玄宗下令崔希逸出兵，宰相張九齡堅決反對，王維作為張九齡的朋友，政治觀點自然一致。所以，“都護在燕然”，以崔希逸比竇憲，顯然是諷刺而不是歌頌。
這樣，王維就承受雙重痛苦，一是政治失意的痛苦，二是去做自己不願做的事的痛苦（對朝政和不義戰爭的反感）。
十三
故這首詩的主題就不可能如袁行霈《中國文學史》教材所言：“以英特豪逸之氣融貫於出色的景物描寫之中，形成雄渾壯闊的詩境。那無盡的長河、廣闊地平線上的落日、大漠孤堡上的烽煙，透露出詩人走馬西來天盡頭的豪邁氣概。”
此時此刻，恐怕詩中政治失意、政治壓抑、政治孤獨、政治苦悶和政治諷諭的成分，要比文字表麵的意思深刻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