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威烈
當今世界，一提到阿拉伯人，許多人想到的除了《天方夜譚》和滾滾的石油外，可能就是動亂、暴力乃至“恐怖主義”了，這實在是很可悲的事。之所以會如此，原因是多方麵的，而近代以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散布的“西方中心論”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貫穿著“西方中心論”的“東方學”，作為一種學術研究學科，一種思維方式，一種權力話語，無不烙有難以磨滅的殖民主義深痕。殖民列強用來為其殖民主義行為提供合法證明的有關阿拉伯伊斯蘭和東方的信息和知識，很多就是來自東方學研究。而東方學的話語，或者說西方的話語，就是產生於殖民主義時代的權力話語，其內在的一致性，其嚴格的程序，都是為西方讀者、西方統治者和消費者設計的。即以冷戰開始至今對中東事務卷入最深的美國而論，為其政策製定者提供分析、建議的中東問題專家，大都受過嚴格的東方學訓練，他們慣於運用東方學的話語，從一些老舊的觀念出發，描述阿拉伯世界的矛盾、衝突、事件或宗教、文化、社會現象，並以此作為政策建言的依據，這幾乎成為一種規則。20世紀90年代，用這種方式來對當代世界場景作文化和政治分析的最有名的，當首推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而緊隨其後的費蘭西斯·福山、保羅·約翰遜則進一步鼓噪，揚言“殖民主義卷土重來，絕非為時過早”。於是，19世紀那種殖民主義模式——為使歐洲人在商業上獲利，必須使東方國家重新恢複政治秩序，到21世紀前後又一次甚囂塵上，使超級大國的決策者、傳媒的眼光一下子轉向東方，早在“9·11”事件之前，就已經在阿拉伯伊斯蘭中尋找並設定無賴國家和邪惡帝國了，伴隨這種政策導向的，是西方的影視、電子媒體、印刷媒體中充斥著將伊斯蘭和恐怖主義，或阿拉伯和暴力，或東方和專製等同起來的負麵的定型形象。由於國際輿論工具十之八九掌握在西方人手中，因此，這種對阿拉伯伊斯蘭的負麵宣傳影響廣泛。
事實上，阿拉伯伊斯蘭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上具有重大影響和顯著地位，不僅有過卓越的曆史貢獻，而且至今仍具活力。美國著名的黎巴嫩裔曆史學家希提（Philip K．Hitti）在《阿拉伯通史》中說：“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僅是一個帝國，而且是一種文化。他們繼承了在幼發拉底河、底格裏斯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地中海東岸上極盛一時的文明，又吸收而且同化了希臘—羅馬文化的主要特征。後來，他們把其中許多文化影響傳到中世紀的歐洲，遂喚醒了西方世界，而使歐洲走上了近代文藝複興的道路。在中世紀時代，任何民族對於人類進步的貢獻都比不上阿拉比亞人和說阿拉伯話的各族人民。”
希提還說：“講阿拉伯話的各國人民，是第三種一神教的創造者，是另外兩種一神教的受益者，是與西方分享希臘—羅馬文化傳統的人民，是在整個中世紀時期高舉文明火炬的人物，是對歐洲文藝複興作出慷慨貢獻的人物，他們在現代世界覺醒的、前進的各獨立民族中間已經有了自己的位置。他們有著豐富的文化遺產，有著無比的石油資源，他們對於人類的物質和精神進步，一定會作出重大的貢獻。”
這位阿拉伯裔的史學家同時感歎道：人們對阿拉伯“所知道的卻太少了，不知道的卻太多了。比較起來，我們對於北極地區和南極地區的了解已經開始超過我們對於阿拉比亞大部分地區的了解了。”
我們中國人對阿拉伯的了解又何嚐不是這樣。事實上，中國與阿拉伯之間的相互交往有著悠久的曆史。早在公元7世紀，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半島開始傳播，阿拉伯哈裏發政權建立後，便於唐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遣使來華，這是見諸中國史籍的關於雙方官方正式交往的最早記載。唐人杜環所撰《經行記》，是中國人對阿拉伯地區的社會、文化和宗教等情況所作的最早的實地考察報告，這一重要文獻雖已散佚，但從杜佑《通典·邊防典》引錄的片段中不難看出，《經行記》關於阿拉伯國情民風的記敘是相當具體和準確的。